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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口导入型的大都市，“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这一地域身份意识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话题，是高流动社会背景下建设和谐的新“土客”关系绕不过去的议题。研究发现：(1)职业阶层和本地户籍正在超越族群文化成为影响大都市“土客”边界的关键力量，只有同时拥有高职业阶层和本地户籍的人才是大都市最大的赢家；(2)地域身份意识作为一种主观态度和社会心态的反映，实际上是由人们各自所处的制度和结构性位置所决定的，人们自身所拥有的相对优势或劣势对于建构自我和他人的身份边界有非常重要的影响；(3)本地户籍和方言的使用对于人们的地域归属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地域身份；外地人；本地人；群体认同；新“土客”关系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大规模的跨越城乡和区域的人口流动，形成了改革30年来蔚为壮观的“移民潮”。但是对于移民人口来说，地域的流动并不一定同时伴随着身份的转换，他们在迁入一个新的城市后，是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新“主人”，还是一个随时准备离开的“过客”，或者是一个常住他乡的“客子”，这成为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而中国区域间发展的极不平衡，人口主要向几个大都市集聚以及户籍制度藩篱的长期影响，更增加了上述问题的难度。如今，以直辖市、几大区域中心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大都市正在成为中国主要的人口导入型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正在形成最为重要的对立。那么，到底“谁”才是“外地人”呢？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外地人”是一种地域身份意识。大量有关移民的身份认同、地域认同、群际关系、归属感、社会融合、偏见与歧视的研究都与此议题相关。从这些研究内容可以看出，地域这个概念不仅包括传统自然地理学指向的“纯物质”的“地理空间-地方”的内容，而且还包括发生在该地方的社会、历史、文化等“精神”的内容[1]。总体上，关于“外地人”的研究属于社会认同的研究范畴，其中，地域认同和群体认同与之关系最密切。所谓地域认同，即对于“某人归属于某个特定地域”的回答；所谓群体认同，即对于“某人归属于某个特定群体”的回答。地域身份意识即是从地域这一空间关系上把握个体的群体身份归属和认同。
(一)“外地人”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群体认同，其本质反映的是地域归属上的认同困境——“非本地人”
近二三十年来的国内移民研究主要是关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乡-城”移民研究，也就是听到最多的“农民工”问题研究。但最近五到十年关于“城-城”移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它与“乡-城”移民研究一样，都绕不开中国户籍制度背景下的流入地城市市民权利分享、不同人群在城市公共资源再分配上的权益之争等话题。在特定地域内对特定群体进行权利再分配是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由此引发出“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这种矛盾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外来移民的认同困境，他们一方面是在流入地城市长期生活或工作的常住居民，但同时他们却在市民权利的分享上面临各种障碍或来自本地人的质疑。米庆成的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存在着对流入地在地域上的强归属和群体心理上的弱归属的矛盾心理[2]。郭星华、李飞针对北京流动人口的调查也发现，农民工相对普遍的看法是“算是北京的一员，但不是北京人”，也就是说，他们把对北京这个城市的地域认同与对北京市民的群体认同区分开来[3]。那么，作为“北京的一员”但又“不是北京人”的农民工，他们究竟是不是“外地人”呢？郭、李认为，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仅仅是他们认同的一个方面，与市民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认同是存在张力的。熊易寒的研究则发现，“我不是农村的孩子，我是城里的孩子，但我不是上海的孩子”这句话经典地表达了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即这些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孩子，已经是一群“城市化”了的孩子[4]，但他们又是哪个城市的孩子呢？他们在群体认同上将自己归属于“城里人”，但在地域认同上，却无法将自己归属于自己成长和生活的那个城市，更进一步说他们可能在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外地人”，只有回到农村老家才是“本地人”，可他们又觉得自己不是农村的孩子，那么，他们到底是“谁”？一些学者用“无根的非市民”、“过客心态”、“游民化倾向”、“认同的断裂”、“双重边缘人”等词语[5][6][7][8][9][10]来描述这种认同困境。这表明，在今天高流动的社会中存在着大量在地域归属上仍处于漂移不定、寻找自我的过程中的移民群体。
群体认同和地域认同的不一致的根本内涵是，移民对所在城市虽然有认同(或归属)的意愿，但认同结果与认同意愿却不相一致，他们想做“某地人”，但最终要么不得不继续做“农民”，要么就变成非农的“外地人”。然而，“外地人”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群体认同，只是有着共同生活际遇的人的集合体，内部缺乏有机的社会联系和凝聚力，仅在某些方面(例如社会经济地位)具有原子意义上的相似性。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外地人”争取权利的抗争往往以个体权利诉求的形式出现，具有鲜明的个体主义立场[11]。同样，当下在一些大城市实施的居住证积分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向外来人口个体化赋权[12]的路径。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我是外地人”是一个伪装为肯定陈述的否定句，它背后真正要表达的是“我不是本地人”[13]，这应该就是“外地人”这一地域身份意识的核心意涵。那么问题来了：“谁”，才是“本地人”呢？
(二)从移民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本地人”意涵的变迁：以上海为例
上海是中国近代以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口持续大量导入的大都市，同时也是一座开埠以来只有百余年历史，但却处于经济领先地位的移民城市。以下将以上海为例，从上海这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上海人”的形成及其认同①，从中寻找一座移民城市的“本地人”意涵的变迁轨迹。
多年从事上海城市史研究的学者熊月之认为，“上海人”的内涵本身就历经了四变：1843年开埠以前的上海人主要是籍贯意义上的；1843年以后、1949年以前的上海人绝大部分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只有先后之别，没有主客之分，其特征主要为大城市人，与乡下人相对；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8年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上海人变成那些具有上海城市户籍的人口；等到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人口结构再次发生巨大变化，文化特征亦随之而变[14]。在“上海人四变”的过程中，上海城市的人口由1843年开埠之初的20万，变成今天的常住人口约2480万。在今天2480万的人口中，有约一半是外来人口，即便是另一半上海本地人，其中也有85%以上都是在近一二百年里从全国各地移民来到上海的，所以可以说，绝大部分上海本地人都是由“外地人”转变而来的。
近代的上海，形成了一个不是籍贯意义上的“上海人”概念。实际上，那时的上海是全国各地人的避难所和淘金地，是人们寻求发展的地方，还不是永久驻留之地，移民来了有饭吃、有工做就留下，没有就走人。彼时的上海是全国各地人口大拼盘，是一个完全开放、多元的场域，就连市政管理系统也是由两个租界和华界三个不同体系构成的，那时的上海居民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上海地域概念。人口从1843年的20万猛增到1949年的546万，但并无所谓本地人和外地人之分，只要有能力，谁都能以上海人的身份代表上海人的利益行事。与此同时，移民对上海的认同逐步形成。至于文化人类学或族群意义上的作为大都市人的“上海人”的真正形成，熊月之认为，大概是20世纪初的事[15]。因此可以说，近代的“上海人”是市场意义上的“上海人”，是一群流动的、客居上海的“上海人”，大浪淘沙，适者生存，只要能在上海滩立足就是“上海人”。
真正形成特殊的“上海人”身份意识的时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确切地说是在1958年以后，上海开始实施严控人口迁入的户籍管理制度，从此迁出容易迁入难。外地人进入上海的闸门被关闭，上海人成了固定的一群人，上海人的身份也有了固定的含义，这对于催发上海人特殊的上海意识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加之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上海人的心态变得优越和排外，极其珍惜自己的上海人身份。上海人对上海的认同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从原来保持的对上海和原籍的双重认同，开始演变为对上海的单一认同，尤其是移民二代，原籍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15)。有学者指出，正是我国这种城乡分割的人口管理体制和相对封闭的地域政策，人为地拉大了上海和移民原籍地的差距，使“上海人”的身份价值突显[16]。因此，真正形成具有社会隔离和排斥意义上的“上海人”身份是户籍意义上的。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走到中国改革开放前列，上海对全国的人才需求空前加大，移民的传统逐渐恢复，人口迁入的闸门再次打开，从世纪之交的蓝印户口制度到21世纪以来的按需引进人才，上海这座城市再次进入了高流动社会。但是，近年来上海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和相对有限的城市承载力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显，2400万的常住人口规模对城市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013年底提出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信号预示着，对于上海移民人口的行政干预力量将不断加强，上海人和外来移民之间的界限依然清晰、牢固。
梳理上海城市发展史和“上海人”的形成和认同过程可以看到，“上海人”的意涵历经了籍贯意义上的上海人、市场意义上的上海人和户籍意义上的上海人这三个清晰可辨的发展阶段。那么，历史走到今天，今日的“上海人”又是建立在什么意义上的呢？但是无论答案是什么，上海都是一座移民城市的标准图像，这一点没有人可以置疑。“上海人”根本上是由非上海人移民构成，今日的“外来人口”有可能就是以后的“新上海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要把“上海人”看成是“上海”的人，“上海人”是上海这个地方在一定的开放时空形成的一种身份和认同，“新上海人”是自我更新的上海人和融入上海的各“同乡”创造的上海人，当全世界的优秀人士都能在上海进进出出，与本地居民密切合作互动的时候，一个跨越地域的“上海人”就会出现[17]。
(三)问题的提出：在今天的上海，“谁”是外地人？人们的态度有何差异？
作为地域身份意识的表征，本文的问题旨在辨明某一地域中的不同群体之间的边界问题。这个边界不是客观物，它涉及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建构，而且必然会经历一个含义发生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城市本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密不可分，可以说是与这个城市的“生存的迫切需要和机遇结构很有关系”[18]，同时反过来又会影响人们对边界的追寻和认同。所有这一切，都最终以移民的社会后果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不可避免地指向偏见和社会不平等。
如上所述，“谁是外地人”与“谁是本地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聚焦“外地人”，有助于以一种更新的视角来理解今日之“上海人”乃至上海的城市精神。只有反观“另类”(外地人)，才能识别“自我”(本地人)。所以从本文的问题出发，我们将不会只关注外地人“是什么”，而会同时更关注外地人“不是什么”，从而辨析“外地人”和“本地人”这两个相对的类别概念。从前文对“上海人”的形成和认同过程的梳理中可以看到，用来划分这对类别概念的标准是多元的，原籍、出生地、社会化、阶层、户籍等都可以作为界定标准，各标准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叠或矛盾，此时的标准也不一定适用于彼时，本文将聚焦于当下这个时点，并力求发掘不同标准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不同人群的态度差异亦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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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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