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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听觉民俗/听觉遗产的研究便是围绕以上八个关键词及其他相关概念（如民俗声响等）展开。在研究方法上，听觉民俗/听觉遗产研究将采用前述“声音民族志”方法，从各个方面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考察，探究听觉民俗社区和听觉民俗文本在不同的民俗声境中进行知识生产和情感互动的方式和过程，以形成或重塑社区内的听觉民俗传统，构建具有社会文化功能和价值的反思性听觉主体身份。如阿兰·邓迪斯所言，民俗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基础性的数据收集和整理以及对民俗事项进行鉴别和辨认（identification），二是运用民俗学或其他学科现有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对经验材料进行理解和阐释（interpretation），并在此过程中完成或实现民俗学的有效知识生产。听觉民俗/听觉遗产研究也大致遵循以上两个步骤。在本文中，笔者将以叫卖声为例，进一步阐述听觉民俗学研究的可能路径和原则。
与传统曲艺或者史诗等文学性的独立声音体裁不同，作为传统市井声中重要类别的叫卖声是中国商业文化的一部分。从功能性而言，发出叫卖声的目的是为了招徕顾客，形成发声者与潜在客户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最终实现商业目的，同时满足顾客对产品或服务的使用需求。然而，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或者在同一听觉社区中，由不同发声体所产生的类同的叫卖声，则可能出于经营同类商品或提供相似服务的商业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因此，由此产生的听觉性冲突可能会造成非良性的社会关系。可以说，叫卖声与其他声响一样，并非脱离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客观存在，而是凝聚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与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相联系的主观性构成。另外，不同类型的叫卖声背后都有其代表的不同民生行业、生活方式、生存状态和情感。在这个意义上，听觉民俗/听觉遗产研究者们必须意识到，田野作业中需要记录和采集的不应仅仅是声音现象本身，还应包括与听觉民俗文本紧密相连的听觉民俗表演过程以及民俗声境。无疑，听觉民俗学研究是整体性的听觉文化行动。
当研究者进入田野后，通常会面临如何界定听觉社区的边界问题。查尔克斯曾说：“听觉社区的边界是任意的，它可以小到一个房间里的人，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建筑物，而又可以大到一个城市街区，一个广播频率可以覆盖的地区或者任何一个基于电子听觉交流系统所定义的范围。”由于民俗学是关于民众群体（或社区）的研究，因此，在对于叫卖声的研究中，研究者或可首先对听觉民俗社区的范围或结构作基本判断。基于笔者日常生活经验及田野实践，以叫卖声为中心事项的听觉民俗社区大体可分为发散式的听觉民俗社区和网络状听觉民俗社区两类。在大街或者居民区走街串巷招徕生意的移动声响，如“磨剪子咧戗菜刀”等，将沿途原本尚未因听觉活动而相互联系的个体，由于相同的文化体验而临时性地（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动的）组合成一个听觉社区。此类由一元移动声响建构的社区，便是发散式的听觉民俗社区。在发散式的听觉民俗社区中，存在着主导性的声景。如果在成行的街市或者如菜场一类的传统市集中，叫卖声的发生源是多元的，不同的声响相互交织，而作为听觉主体本身是主动地进入这一声景系统，并与之互动。这一类众声喧哗的听觉主体的间性存在，便是网络状的听觉民俗社区。在网络状的听觉民俗社区内，主导性的声景通常并不存在，各种声响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叠加、交融与竞争的。在进入田野时，研究者应首先把握在地听觉民俗社区的结构。
在不同结构的听觉民俗社区中，听觉民俗文本也因此而各不相同。在发散式听觉民俗社区中，由于存在主导性的声景，听觉民俗文本便是单一的。而在网络状的听觉民俗社区中，听觉民俗文本则可被视为是“交互式”文本（reciprocal text）。无论是单一的或者交互性的文本，其媒体形式都是音频，是直观的声响呈现，可称为“直接性听觉文本”。然而，如前所述，听觉民俗/听觉遗产研究是整体性的听觉文化活动，所以研究者仅进行诸如此类直接性听觉文本研究是不够的。由于叫卖声是一种世代传承的文化积聚和历史记忆，不论是声响的传播主体或者听觉主体，都对这一传统知识持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并会因此形成自我的听觉主体身份。他们的认识和理解有时是伴随着叫卖声的传递和绵延而即时出现的回应，有时，他们的记忆和态度需要在后期的日常实践或特定的场合才有所阐发。这些传播主体或者听觉主体关于叫卖声的认识和理解，构成了以声响为基础的听觉民俗文本的衍生文本。在进行听觉民俗表演的过程中（即叫卖的过程中），这些衍生文本与民俗声境一同，也是听觉民俗研究者需要去记录、搜集和进行分析阐释的重要内容。
2017年10月30日，笔者在贵州省贵阳市的田野调查中经历如下事件：在贵阳市花溪区花溪大道，在汽车行驶、店铺揽客以及行人所发出的各式声响之外，笔者突然听到了一阵悠长但极具节奏性的快板声。这一声响是由前方一位左手提篮，身着迷彩服、70岁上下的老大爷发出的。他似乎在售卖商品，但除了击打右手的快板，并无吆喝之声。笔者出于好奇一直跟随，直到一位与这位老者年龄相仿的老大娘喊出的一句话，才知晓篮中的商品为何物。老大娘所喊出的原话是：“卖老鼠药的，等一下！”（为属西南官话的贵州方言，以下对话均使用此方言）笔者顺势问道：“您是怎么知道他卖的是老鼠药?”老大娘笑道：“我们从小就知道这是卖老鼠药的声音。你们年轻人都不晓得了。”老大爷补充道：“我们卖老鼠药的怎么可能大声喊叫，不好听嘛！”在本例中，卖鼠药的老大爷与买鼠药的老大娘因为均能对快板的声响进行解码而同属特定的听觉民俗社区，共享着其他个体感到陌生或对于他人而言意义模糊的地方性知识。而这些地方性知识及因此而维系的社区生活，正是听觉民俗/听觉遗产研究所要探究的。因此，听觉民俗/听觉遗产研究所关注的是叫卖声的声响呈现（音高、音长、频率等），这一听觉文本所关联的声境和听觉社区，以及背后的民间传统和文化内蕴。
然而，听觉民俗学者更应注意到，在当代社会，诸如沿街贩卖鼠药的叫卖声，由于胡同文化的变迁以及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极为少见。同时，城市作为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空间，由于不断吸收着外来移民和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因此其自身的文化想象和文化实践，也可能经历着不断地变化。因此，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角度追寻传统叫卖声的同时，研究者们的主要关注点应该是记录和阐释，在叫卖声渐行渐远之时，曾经因为这些声响而联结在一起的不同民众群体对于过往知识的记忆。同时，研究者们还应该进一步思考，在如今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语境之下，是否有新的民俗声响或者说民俗声艺逐渐取代旧时印象，出现了新的听觉民俗文本并形成了新的听觉民俗社区与听觉民俗传统，以及生活于当下的个体如何认知和理解自我身旁的听觉民俗事项。另外，对于公共民俗学的实践者而言，如何在目前的城市规划以及乡村建设活动中，通过保护和传承听觉民俗传统，如如何保护具有地方特色的集市，以保存城市、社区或者个人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也应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1）。
五、结语
在民间社会，听觉民俗社区无处不在。许多听觉民俗社区的成员已经在其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听觉民俗传统在当代社会的变迁。人们开始注意到，曾经在耳边听到的许多声响，如传统的叫卖声，已经逐渐远离了自己生活的社区和日常生活，其原本身处的民俗声景系统正在急速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陌生的、缺乏地方性的新的听觉环境。如今房地产开发商或手机卖场的叫卖，采用的已不再是传统的听觉性交流方式。一些听觉民俗文本或者听觉民俗传统，由于其在当代社会的急速消失，已经引起了听觉民俗社区内外的极大关注。但就目前而言，所有关于听觉民俗的工作仍局限于初步的收集与整理，尚未能进入分析与阐释听觉民俗文本，以认知和理解特定听觉民俗社区的认识论阶段。另外，面对新的听觉民俗文本和民俗声境的形成，民俗学界也尚未能作出学理性的反应。这些都需要民俗学者在听觉民俗/听觉遗产研究这一领域中进行新的探索和创造性的知识生产。
（本文发表于《文化遗产》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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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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