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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对于当代民族国家边界的研究常常与近代民族国家危机和跨界民族身份认同两个方面勾连在一起,(7)即便涉及对海外边界人类学成果的介绍也更多地侧重于民间层面的经济与文化领域。(8)这些研究一方面将人类学对“主体性”的关照带入历史书写的重构和对单一民族国家的批判;另一方面却没能注意到边界日常实践所暗含的民族国家的主权转型。我们当然可以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对现代性做出反思,甚至是在边界研究中否定过往政治学和地理学传统中严重的“国家中心主义”缺陷。但是如果我们正视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矛盾现象,承认冷战之后尤其是“9·11事件”之后“无边界世界”的乐观预期已经不再奏效,那么简单的认可民族国家边界的有效性,或者反过来仅仅用身份认同的多样性以及文明的超民族国家性去否定边界都显得过于简单。我们或许可以从当代民族国家在边界的日常实践入手,考察边界如何在社会中弥散,又如何对识别、划分各个群体进而不断再生产,从而理解边界在全球流动时代所发生的转变以及背后的民族国家转型。边界人类学的政治路径与国内更为熟悉的文化路径其实殊途同归,都是通过对(地理、社会、文化)边缘的思考来反思中心,只是后者更强调边界在文化上的混合性,前者则更关注边界在主权实践上的复杂性。
回到中国本身,边界人类学政治路径研究的经验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分析全球流动时代如何协调流动-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人类学的边界研究进一步推动概念的反思与研究领域的整合。边界人类学所展现出的超越地理约束的社会-空间观念以及日常权力实践的复杂性,对于传统的领土、主权等概念提出了新的质疑。民族国家等诸多相关的空间与权力概念不应被简单视为一种先在的结构性安排,而是应该放到全球化的语境中理解,即对流动现象的持续回应和治理。现代政治边界所具有的弥散性与生产性,以及边界权力实践中存在着的自由裁量,都意味着我们需要从一种更具活力的积极性角度来重新审视,而权力、领土以及人口等政治学的经典概念也将得到重新阐释,从空间生产的背景转为参与要素。其次,边界人类学对地理空间束缚的摆脱也同时意味着被广泛认为不属于边疆和边境研究的领域也将纳入边界研究的视野中。如果认识到不是流动跨越了边界,而是流动产生了边界,那么更大空间范围内的流动治理以及空间部署就可被纳入边界研究的范畴,整合到一个以边界作为方法,而不是以边疆和边境作为对象的研究领域中。
综上所述,从政治边界的弥散性和生产性出发,海外边界人类学不仅关注了全球流动对民族国家边界本身的冲击,更关注到了民族国家主权自身的转型,涉及主权时空上的重构与延展,还牵涉到权力实践从“压制”转向“生产”。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安全和安全观念的变化、监控社会的形成乃至于治理国家的生成,而这一系列远远超越边界本身的议题,有待于更多的边界人类学的考察。
（本文刊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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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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