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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界人类学政治路径视野下的边界
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对于边界的关注已经从主权区隔转向了对流动的管控,边界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意涵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面对不断流动的人口以及边界管理中新的政治和经济诉求,边界人类学从三个方面扭转了传统边界研究中对边界的认识:
首先是强调边界研究中的多主体参与。与传统的边界研究集中探讨国家主导下的边界划定和管理不同,人类学者认为边界的生成与塑造并非由国家单向度决定,而是多主体协商与博弈的结果,[19](P.1-20)不仅国家对边界进行“图绘”(mapping),移民本身和非国家主体也在进行“反图绘”(counter-mapping)。例如,致力于当代欧洲一体化进程研究的利亚姆·多德(Liam O’Dowd)提醒我们,“一系列的主体可以利用边界,并且一些团体和个人从欧洲边界变迁所带来的机遇中获取了比别人更多的利益”。[20](P.13-26)克里斯·拉姆福德(Chris Rumford)则更为直接地提出“边界工作”(borderwork)这一概念,对“谁在展演边界工作”(Who performance the borderwork)这一由大卫·纽曼(David Newman)“面向谁的边界”(borders forwhom)所延伸出来的命题进行思考,认为“公民(以及事实上的非公民)的角色都在设想、建构、维持以及清除边界”。[21](P.1-12)所以,多元主体应当被纳入我们对于边界的思考,边界不仅是国家间的主权事务,而且也是地方层面的日常生活,必须在多个空间层面进行讨论,尤其是应当自下而上地理解边界的变迁动力及其过程。(4)
其次是边界作为过程而非静态的结果。边界不是单纯的分界线,也不仅仅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我们对于边界的建构性的强调往往只是对地理学和地缘政治研究所追求的“自然边疆”这一概念的反思,但并未能呈现边界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再生产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并非是民族国家边界形成的历史过程,而是边界管理制度如何对流动进行识别、区分和差异化处置。所以其不仅要求“阐明边界变迁的事实;洞察边界与更广阔的空间以及政治想象的关系”,而且还要“对边界塑造实践(bordermakingpractices)进行批评性考察”,[22](P.582-587)也就是“从对边界本身的观念转向边界化过程(bordering process)”。[23](P.727-733)
最后是边界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人类学者所关心的日常生活中的边界也就是实践中的边界,是由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编织而成的,包括国家针对边界的安全和流动有着一整套法律规范,也包括非国家的行动者围绕边界展开的每日实践,其中既有经济活动也有政治和文化行为,边界观念本身就是制度运行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对边界作为一种制度进行理解:第一,从客观和具体的层面看,无论是边界本身还是边境民众的生活都需要一整套制度进行保障,“边界有着自己一系列的内部规则,用以控制人们的行为,这些规则自我存续同时也抗拒改变。边界制度对接纳和排除、可渗透的程度、跨界移动的法律(从边界的一侧进入另一侧)进行控制”。[24](P.1-24)第二,从主观和象征的角度去看,制度不仅服务于边界及边境社会的管理,还要成为一种话语和意识形态来对边界两侧的我者与他者进行区分,塑造明确的身份认同。正如帕西所谈到的,“边界因此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形式。这一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人们的互动建立稳定结构并且因此减少不确定性以及提高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性”。[25](P.69-88)第三,在这一身份认同和本体论安全之外,正是由于边界本身是制度的展演和实践,所以制度本身的重复和变迁就会使边界不断再生产或者发生移动以及内涵变化,影响到边界的位置,更塑造了边境社会的形态。更直接地说,传统上被视为标定领土界线的静态和清晰的边界,如今则是“高度移动性的、弥散性的和增殖性的(proliferating)”,[26](P.455-472)而边界依旧不一定只能存在于领土边缘,而是那些对流动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地方。[27](P.45-72)
基于多主体参与、边界化过程考察和边界制度形成的人类学研究使得对边界这一概念的认识发生了转变,进而在全球流动的语境下呈现出两个重要特质:第一是边界的“弥散性”。由于边界不再被简单视为国家事务,而且处于一种动态过程之中,所以边界不仅存在于领土边缘,而且随着流动人口的移动、边界管理制度的安排而表现为一种弥散形态。边界当然可以位于领土边界的口岸,但也可以出现在国家领土的内部和离岸地区,甚至在城市的不同社区之间,可以说“处处是边界”。[28][29](P.213-234)第二则是边界的“生产性”。这一方面在于边界本身就是生产性质的,在边界化的过程中,在不同主体的干预下,边界犹如“潮标”(tidemark)既会消失也会再次出现,其社会意义也会发生变化,一些边界会具有“超决定性”(over determination)。[30](P.887-902)另一方面生产性也指向边界作为一种制度不断进行我者-他者、安全-威胁以及合法-非法群体的识别,甚至在国家有意无意的干预下与资本需求相结合对移民的“非法性”和“污名化”进行再生产。[31](P.274-285)而边界的两个特性之间又存在紧密关联,正因为有着“弥散性”,边界才会在社会的不同时空情境下出现和消失,以及随着人口的流动而不断进行识别和分类;同时,由于“生产性”,边界才可能存在于领土边缘之外,作为一种制度联系着整个社会。
在梳理了边界人类学的基本脉络以及政治路径在全球流动语境下的兴起过程及其新的边界认知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结合海外人类学者在欧洲和北美完成的民族志作品对边界管理的日常实践如何表现民族国家主权转型进行分析。美国较为简单的边界关系和巨大的政治经济差异使得学者们将视角聚焦在边界作为一种制度和机制如何进行移民“非法性”的再生产;欧洲复杂的边界关系以及纠葛的历史进程,使得学者们更为关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内外部边界的此消彼长以及欧洲边界的界限问题。但是无论有着怎样的差异,北美和欧洲的边界都同时通过“弥散性”和“生产性”体现了全球流动对民族国家权力的重塑。下文我们分别以美、墨边界和欧洲南部边界为例进行论述。
二、弥散性与生产性:边界实践与民族国家权力转型
(一)美、墨边界:政治经济非均衡下的“非法性”生产
美、墨边界之所以成为边界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样板,[32](P.1-27)[16](P.447-470)[9](P.24-40)一方面来源于美、墨边境地区复杂的殖民历史和强烈的混合文化构成了反抗主流民族国家范式的一种边地叙事;[11]另一方面则在于边界两侧明显的政治经济差异典型地展现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逻辑,墨西哥群体在美国被拒斥、被接受和被商品化[33](P.44-64)揭示了全球化在自由主义这一解放话语背后的“圈定”(enclosed)[34](P.329-350)和“超剥削”(superexploited)。[35](P.157-180)如果说前一方面更多的是在文化层面构成冲击的话,那么后一方面则是从一种政治视角对边界的生产性展开解读。
虽然在全球化背景下边界的安全与流动总是构成一对矛盾,但是在美、墨边界的日常实践中,人类学者却发现如何透过边界的安全化来实现对流动的控制,所以两者并非是一种真实的矛盾关系。在尼克拉·德·杰诺娃(Nicholas DeGenova)看来,美国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并非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或者文化适应问题,而是一个如何通过法律来实现移民“非法性”的合法生产的问题。利用边界景观(border spectacle)这一概念,杰诺娃将美、墨边界视为美国企业获取廉价劳动力的机制,通过在法律层面排斥墨西哥群体获得合法身份,从而在现实层面迫使墨西哥群体成为最为脆弱的廉价劳动力。[36](P.1180-1198)即便是墨西哥群体所开展的公民权利运动,在作者看来也往往掉入对其非法身份的再生产之中。因为墨西哥群体不是主张移民本身的权利,而是强调自己已经成为合格的美国公民,与其他移民群体不同,是“罪犯”和“恐怖分子”。[37](P.43-75)通过在边界实现驱逐和扣押,不仅对那些民族国家所认为的危险因素进行识别和排除,更重要的是通过“驱逐性”和“扣押性”的双重挤压,[38](P.421-448)移民群体总是处于一种近乎“裸人”的位置,时刻面临着“例外状态的”威胁,[39](P.265-292)在作为美国公民的“学徒”过程中,只能一直做苦工而不能“毕业”。在这里美、墨边界就不是一条领土分界线,而是成为一条“生命政治边界”(bio-politicalborder),移民在此被识别、规训,变为美国后福特制时代所需要的劳动力储备军。[40](P.729-749)
而这一通过边界所实现的“非法性”再生产并非是由国家所主导也并非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埃曼就讨论了作为“虚拟高墙”(virtual wall)的美、墨边界是如何在三个关系网络(5)共同作用下编织而成。[23](P.305-333)同时墨西哥移民一方面通过直接的政治运动冲击“非法性”生产的平衡,[41](P.445-466)另一方面透过墨西哥移民社区的建设以及奇卡诺人(Chicano)身份认同的再塑造,以一种混合性文化对抗种族主义歧视。[42](P.597-607)
之所以美、墨边界的“生产性”呈现出民族国家的转型主要在于,墨西哥移民群体在美国再生产体系中最主要的动力来源于后冷战时代美国所代表的全球政治经济转型。一方面,不再固守凯恩斯主义而走向新古典主义的美国经济放弃追求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而是转向一种后福特制时代的外包生产和个性化消费,这使得资本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从相对固定变得高度弹性。[43](P.529-566)同时,考虑到美国公民的高劳动力成本,于是就需要一支由移民组成的合法生产的非法劳动力大军。另一方面,两极对抗历史的结束以及全球流动的加速使得美国所感受到的安全威胁不再来自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而是犯罪、走私以及恐怖主义活动,边界就不再只是一个应该开放还是关闭的问题,而是在如何维持高流动性的情况下保持高安全性。此时,对移民的控制不再是简单的如何对待他国公民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一种福柯意义的“治理术”观念下对不得不接受的流动进行规训,使之成为生产力的一部分。[44](P.55-87)同时,恐怖主义更多地成了边界的一种新的话语资源,通过将墨西哥毒品犯罪与恐怖主义相联系,墨西哥移民只能长期处于一种非法状态中。[45](P.35-53)透过美、墨边界的日常实践,可以看到处于全球流动下的美国是如何借助边界的“再生产”实现自身文化霸权和经济霸权的维持。其不再单纯通过政治命令的方式来控制边界,而是在与资本的合作中,将美、墨边界变为一道“旋转门”(revolving door),在象征层面不断展演美、墨边界高度安全性的同时,现实层面则保障了劳动力的获取。[46](P.40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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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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