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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观念与实践的影响下，北京城是生者与死者共享的空间。水体不仅是“自然”或“环境”，它是充满象征意味与宗教意义的存在，虽然什刹海这片城内最大的水体一直位于市民生活的核心区域，但它在观念与想象中，仍然是黄泉的入口、鬼魂来往的通道，是举行死亡仪式的地方。相应的，什刹海边无论是普通寺庙还是停灵寺庙都非常密集，这形成了这一地区独特的景观。在这种死亡观和世界观未崩塌之前，由于人们对“黄泉之路”的尊重和敬畏，什刹海虽然处于北京最繁华的中心地带，但却始终保持着“野性”或“自然”的一面，始终没有完全被商业区所占领。寺庙是维系生活安全的重要场所，神灵以及它们的服务者——以僧人道士为首的神职人员，维持死后世界的秩序，帮助死者顺利离去，在他们的主导下所进行的葬礼，帮助生者走出危机、处理死亡困境，并再次强化社会联系。这些寺庙是社区化的，服务于周围居民，并为附近居民所熟悉。正是因为有它们的存在，对市民而言，死亡并不陌生，生者与死者的世界都处于稳定秩序之下，城市因而安全、干净而健康。而位于外城和城郊的坟园，尤其是家族坟地，不是死者的国度，恰恰相反，它是带给生者以生命力的地方，良好的风水、不受惊扰的动植物、受到精心照顾的田园，坟地所反映的死亡世界不是指向“异界”而冰冷残酷，反之，却恰恰是指向“现世”而生机勃勃的。
清末，随着西方科学以外来强势文化的身份进入中国，并不断挤压排斥本土文化，寺庙日益成为“迷信”的代名词，大量寺庙开始被改建成学校或公署。但停灵寺庙深植于市民日常生活之中，此时尚未受到冲击。真正的转折点开始于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之后，为了推行“卫生”运动，日本占领者开始取缔停灵暂厝，并准备兴建公墓，将所有暂厝棺木与私人墓园一律集中安葬[29]。此规定从一开始就受到极大的阻力，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大量停灵暂厝寺庙事实上并未被清理。但关于“病菌”与“卫生”的知识已经开始流行起来，一些“有识之士”不断上书请愿，要求清理停灵寺庙与私人坟园[30]。于是从1946年开始，民国北京市政府开始陆续登记并清理停灵寺庙，1948年，北京市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延续日伪时期的公墓政策，取缔庙宇停柩治丧[31]。同时，寺庙也一再遭受打击，直到“文革”期间，所有的丧葬仪式都被视为迷信而禁绝。而实际上，“迷信”这一西方概念所反对的，是所有与传统自然观、世界观、空间理念所相关的一切，是由中国本土精英与民众共同传承的观念与生活方式本身。坟地实现统一管理，家族性的“坟园”不再存在，让死者安息、生者新生之地从此从地表上被抹去。当民间信仰以“迷信”的名义被全面禁绝后，什刹海作为“黄泉之路”的意义也就消失了，从此，它走上了全面商业化的道路，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篇幅所限，关于这一系列变化的过程，本文无法清晰呈现，姑待另外撰文。
（本文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6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参加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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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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