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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死亡的观念：三个阶段与三种危险
从上述步骤可以看出，丧礼中死者的状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死者的徘徊与告别阶段。《仪礼》时代（约BC1046-476），神媒为刚去世者“招魂”，希望灵魂回到肉体而死而复生。直至《家礼》，朱熹仍认为死后第三日方可入棺，在这一期间，亡人的亲属，特别是子孙应该始终围绕在尸体旁边，密切观察尸体的情况，因为三天之内亡人尚有可能死而复生。但在清代北京的民间实践却有不同的解释。按常人春的回忆，人去世之后无法马上入棺，一方面因为准备棺木和陪葬品需要一段时间，同时也因为入棺需待“吉时”。在尚未入棺之前，逝者的亲人必须围在灵床旁守护，家里养的猫、狗及所有活物必须拴好，要保证死者的躯体绝对不能受到惊扰。这不是因为死亡本身具有传染性，或尸体会带来病菌，而是因为亡人属阴，生人属阳，阴者应最大程度避免被阳气冲撞，否则会有“尸变”即成为僵尸或旱魆的危险。也正是出于同种原因，民间认为尸体最好能尽快入棺，而不要等到《家礼》所规定的第三天。因此，首先是死者本人处于危险之中，生者应尽最大努力保持他的安全，而如果死者遇到了危险（被阳气冲撞而尸变），接下来就会给生者带来灾难。“尸变”，即尸体变成僵尸，意味着本已死去的人却拥有活动能力，这与“死而复生”的说法都意味着，在尚未进入棺木的这一段阶段中，死者的灵魂与肉体尚未完全分离，他们徘徊在生死边缘，还处在模棱两可的阈限期（marge）。
死者一旦入棺大殓之后，第三天就要举行“接三-送三”的仪式。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这一仪式的核心含义是将亡魂送到黄泉的入口，让他安心去往死后的世界，是对亡魂的最后告别。这一仪式完成之后，死者结束他的“阈限”期，进入下一个阶段：灵肉分离的阶段。
第二阶段：灵与肉的分离阶段。在正式下葬之前，亡者的棺木经常会在寺庙中暂行停放一段时间，这称为“停灵暂厝”，暂厝的原因包括如下一些：
1.作为帝国的首都，北京向来拥有庞大的外来人口群体。除了大量的商人、官吏、文人旅居北京，每四年一次的大考又带来大约四万人的考生及其家属。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如果在北京去世，应该“落叶归根”归葬家乡。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及时成行者，就会暂厝庙内，等待时机成熟再出城返乡。
2.本地市民也会选择停灵暂厝。有的是因为要选择“风水”最好的坟地，有的是因为要等待最佳的下葬时间，有的是为了等待父母中尚存的一方去世后，将夫妻二人一同合葬。通过田野调查了解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对于北京市民而言，以死者为中心的全部社会关系，会通过丧礼来聚合，此时不仅整个家族及其外延的人际关系会得到重整和巩固，家族内部的秩序与矛盾也会在此时上演，并得到更新或解决。因此，丧礼必须维持一定的规模，至少需要容纳大量前来参加的人群。而如果住宅中没有足够空间的话，就只能将丧礼放在空间较大的寺庙内进行，在此期间，棺木也会暂厝庙中。
3.最后，棺木暂厝寺庙的习俗也与“外丧”的观念有关。所谓“外丧”，即不是在自己家中去世，凡是在外遭遇不测，乃至病死于医院者，都属于“外丧”，其尸体不能抬回家里。清代甚至有律令规定，客死他乡的官员或商人，除非皇帝特旨，否则灵柩不得进入内城。这类情况都只能在庙中治丧。
当庙内暂厝棺木时，死者的亡魂已经进入黄泉，成为“中阴身”。人们相信，人死之后有四十九天的“中阴身”时期，这一时期如果能进行大量佛教或道教的度亡仪式，将为亡人转世积下福报。这也是停灵时间经常长达四十九天的原因。但即使在“中阴身”阶段结束以后，只要死者的尸体还未正式下葬，那么他的灵魂就尚未正式成为“祖先”，而仍只是“亡魂”。较之第一阶段，停灵期间亡魂已远离尸体，“危险性”也大大降低，但尸体与亡魂之间仍存在一种“可感应”关系，因此需要不断为尸体举行宗教仪式，以维持亡魂的平静。暂厝于寺庙，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可以停灵暂厝的寺庙，实际上也是提供丧葬仪式的僧人和道士们居住的地方。考虑到清代到民国时期，北京内城曾存在过约1500座寺庙[19]，而停灵寺庙仅有50座左右[20]，但停灵寺庙供奉的神灵不限于佛教或道教，且相当多样化，很明显，北京市民在选择合适的暂厝寺庙时，不仅考虑了可以提供保护的神灵，更重要的是判断寺庙中的神职人员（僧人或道士）是否可以提供恰当的仪式。
第三阶段：亡人成为祖先。按照佛教或道教的理论，去世的人要么停留在神灵的世界，要么进入转世轮回。但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北京市民在这一问题上显然更接受儒家的解释：正式下葬（最好是葬在家族墓地）的亡人会成为祖先的一员，只要后代定期祭祀，他们就能为家族子孙带来福寿安康。而无法得到恰当祭祀的那些，则会变成“鬼魂”，它们因为饥渴而极度危险，是灾难和疾病的来源。[21]
除了后代定期祭祀之外，墓地是否有好的风水，也直接影响祖先是否能得到满足从而愿意赐福给后人。所谓“风水”，简单来说，就是相信山川、河流等自然环境的形态会影响人的命运，尤其是祖先墓地的风水，更能直接影响整个家族的命运。[22]对坟地“风水”的极端重视，使得清代旗人不惜花费重金与巨大精力寻觅一处好的茔地，至于地价高低、租钱多少，考虑倒在其次。刘小萌在研究旗人的茔地与祭田时，对此已有论述，兹不赘述[23]。但是“风水”不仅是山势、水形与地形地貌，还包括自然环境中的其它生物。如果死者能与动物、植物和谐共生，这是大大的幸事，因此绝不能因建坟下葬而惊扰此处生灵。例如，《阅微草堂笔记》中记，乾隆时期内阁学士札公墓地有巨蟒，经常挂在札公墓前的两株槐树上。后来札公妻子需要下葬时，先行祭祀，见巨蟒率领千百条蛇蜿蜒而去，方才下葬。而葬礼完毕后，群蛇又回到墓中。[24]这一故事中，人类与蛇群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死者与动物之间的和平共处，成为此处拥有好风水的重要标志。清乾隆年间旗人和邦额所著《夜谭随录》中，也记载了他所听说的类似故事，讲某位山西商人客死北京，葬在一株老槐树之下。十余间，他的儿子经商致暴富，于是决定迁墓回乡。但一阴阳生看过槐树之后，认为“此穴得木之气甚旺，不可更迁”，树木与坟墓已经长期共生，它给予坟墓极大的保护和支持，如果随意迁墓，家族后人反而会遭到惩罚。然而商人之子没有听从，仍执意迁墓，结果果然堕马而亡。[25]这两则故事表明，所谓“风水好”并没有客观标准，不是只有山清水秀或名山大川才有好的风水，相反，只要活人不惊扰动物、植物，坟墓与周围的自然环境保持长期的和谐与平静，就可以是适于下葬的地方。
总之，在死亡发生到尸体入土的这段时间内，尸体与灵魂的关系会经历三种阶段：若即若离-开始分离-永远平静，随着二者分离关系之确证程度的不断加深，死者所面对的危险性也不断下降。这种危险性并不是尸体所造成的对生者而言的危险，而是生者世界对于尸体而言是危险的，因此生者必须对死者负起责任，要确保他们远离这种危险，否则死者会反过来变成于生者有害之物。确保死者不至于面对危险的唯一方法，是保证仪式的完整与有效，以及保证死者在合适的时间去了“合适的地方”，这是造成北京市民用大量时间、精力、人力和财力去举行葬礼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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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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