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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诉诸于重构的理想政府
民俗学者的理想主义更多表现在学术或言论的层面，理想转化为现实并非他们力所能及。给政府提供合理化建议，将政府引入理想主义轨道，都市春节的重构才能迎合民众生活所追求的幸福观和价值观。
都市年味越来越淡了，尽管民俗学者们不能阻止这种异化的趋势，但也不能熟视无睹。“由于传承得不完善，或者由于人们对所接触到的传统毫不关心，一种传统可能会被削弱。”毕竟保护和传承传统民俗文化是理想主义学科的神圣使命。另外，对传统的维系也是社会结构的一种事实，因为任何社会结构中都不可能没有传统。延缓这种趋势，营造春节气氛仍然实属必要。在城市文明不断远离春节文化现实情况下，如何让传统春节文化融入到城市文明当中的确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单单喊出“保卫春节”这个口号是远远不够的。
民俗学者之所以一直执著于民俗传统的理想主义情怀，还有一个重要的依托，就是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中国民间文艺集成》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村落保护等皆以政府为主导，并且成效显著。民俗学者们参与其中，乐此不疲。尽管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颇有微词，但政府为中国非遗项目走向国际不遗余力，又深得学者们称道。政府的绝对权威及强大的经济实力令民俗学者们欣喜若狂，保护的理想信念倍增。“国家权力的介入和规划是当代传统节日发展的重要表征”，政府完全有能力让都市的年味像乡村一样浓郁起来。学者们总是对政府充满了想象，并奉之为理性主义的代言者。
对政府的理想主义认知并非只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曾几何时，政府以“革命”的名义改造过春节。例如“‘文革’期间民兵限制人们‘拜年’，禁止‘亲戚走动’，‘过革命化的春节’，很多传统的节庆活动遭到禁止等等”，直接导致都市春节传统的沦丧。改革开放以后，春节强大的社会功能为政府所认识，于是，精心打造了观众最多的一台晚会，在其乐融融中宣扬党的政策和未来生活的美好；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和政府领导走访困难户，在一片祥和的节日气氛中重塑政府的高大形象；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设宴招待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彰显民族大团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春节给予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在延续都市春节传统方面，政府与民俗学者们的立场是一致的。既然春节如此重要，维系都市春节的传统性，政府便责无旁贷。要实现理想主义视阈下都市春节的愿望，可以站在政府立场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理想主义方案。当然，愿望要得以实现，政府必须是理想状态的。
首先，政府应该为来自同一地方的外来人组成生活共同体创造必要的居住条件。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以城市为第二个故乡的观念。越来越多的都市将变成移民城市，外来人口的比例逐年增加。房屋的市场化导致熟人社会急剧萎缩，人们纷纷离开他们熟悉的社区，进入陌生人的世界，每个家庭与其所在的社区不再发生任何关系。生活共同体的瓦解是年味消退的直接原因。让具有相同生活传统的人群聚居起来，形成生活共同体，构建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城市居住格局，重新夯实春节文化土壤。在城市布局中有意识地建立城中村，让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居住在同一社区。譬如，在北京曾经就有温州村、浙江村、河南村、安徽村、福建村等。四合院老北京人聚落空间的年味较之高楼大厦就更为浓郁。
第二个方面，政府加大专项投入，营造都市春节文化的氛围。通过张灯结彩营造都市特有的春节气氛，在公园、道路两旁及其他公共空间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加以装饰，提供各种免费的歌舞表演，市区免费发放春联，发放年货。从2012年开始，北京的烟花备货量、销售量连续六年逐年下降，到了2017年，全市烟花销售量已经从销售高峰期的40多万箱，下降到12万余箱。零售点也从最高峰的近3000个下降到不足800个。这被视为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表现，也是年味清淡的显著例证。政府应该为市民放鞭炮提供良好的条件，既安全又不污染环境，现代科技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政府部门还可以加入到发送红包的行列中来，在电视、微信平台向广大市民发红包。政府部门要想成为真正的群主，需要吸纳尽量多的市民进入自己的“朋友圈”，并通过发红包的方式给予粉丝们实惠和满足。建议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提交这方面的提案。春节的市场化运作是必然趋势，政府需要加大平抑物价的力度，同时鼓励商人开展降价促销活动，增添广大市民购置年货的喜悦。
第三个方面，积极培植新的民俗事象，积极引导春节文化在都市中的重构。已经出现了抢红包、收发红包、逛商场、网购、出境旅游、自驾游、自驾回乡过年及年夜饭在高档饭店吃等现代消费主义现象。近几年春节，各个手机软件上抢红包成了市民新的娱乐环节，摇一摇、戳一戳、刷一刷等丰富多样的玩法让抢红包增加了不少娱乐性。2015年春晚微信摇一摇，互动总量达110亿次。这些都是文化产业化背景下春节转型的个例。尽管这些个例不是“传统”的，却已然成为春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这是传统春节向现代春节进化的先兆。当然，现代春节与传统春节绝非割裂，春节现代化重构达至任何程度，都不可能脱离其原本的精神内涵和基本社会属性，否则，就不是春节了。同时，这些新兴的民俗事象也应该有地方特色，与这座城市的文化传统有一定的关联性，不然的话，现代城市春节民俗又要雷同起来了。
第四个方面，政府应该鼓励年轻人把父母接到城市来过年，为外地老年人到都市过年提供优惠和便利条件。如今，春运主要是年轻人回家，回到父母身边过年。如果年轻人纷纷把父母接到都市，乡村传统春节习俗便不断涌入都市，可以极大地促进都市春节文化向着多元发展。现在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春节期间交通委实不怎么拥堵，很畅通。如果春节的交通依旧很拥堵，这才是有年味的。这种年味跟汽车尾气浓度，应该成正比。
一般认为春节文化是传承的，城市文明是建构的，其实并不尽然。春节文化同样也可以是发明的，城市的现代化也包括春节文化的现代化。过去，年节活动都是在家庭内部或家庭之间展开的，扫尘、贴门神和春联、祭祖、置办年货、吃年夜饭、压岁钱、守岁、拜年、放鞭炮莫不如是。随着家庭成员结构和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政府主导春节的力度愈发强劲，家庭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壁垒便被洞穿。迈向现代的城市春节文化，已然向着公共生活空间延伸。一个典型的事例，由于居住楼房，鞭炮已不能在自家门前放了，只能在社区大门口或开阔的公共领地集中燃放。而公共空间均由政府支配、管理。既然如此，在都市春节重构的过程中，必然存在市民、民俗学者及政府之间的博弈和妥协。
理想主义让民俗学者失去了应有的批判意识。民俗学者一贯主张让民俗生活本身说话，民俗包括传统春节在内是自然延续的结果，那是爱和自由的生活世界。没有哪个学科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此溺爱。如果有人对民俗传统尤其是春节习俗说三道四，便是大逆不道，必然遭来口诛笔伐。以现代化的眼光审视民俗传统，一方面令人萌生敬畏之心，另一方面又觉得总有一些不合时宜。另外，都市春节发展不可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可能完全由市民自己抉择。都市春节的理想命运并不由持理想主义的民俗学者所掌控，只能寄希望于理想的政府。
（本文原载于《文化遗产》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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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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