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反思

关键词：中国民间文学史；典籍；口头；思想文化；生活

　　中国民间文学通史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史，如果仅仅局限于古代典籍，除了给人以支离破碎的印象外，它将失去自己的学术生命。典籍作为文献是有限的，而以口头的形式仍然存在于民间的民间文学是无限的—尽管我们必须以文献为基本线索去认识民间文学的擅变轨迹。在这一方面，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口述史学、民俗学等学科已经有成功的范例为我们提供出借鉴，尤其是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口述史学实践的成功经验应该为我们所重视。它告诉我们，文献的历史是极其有限的，口述的历史更趋于完整和真实。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进程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方法的科学性。特别是近年来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四大发现的“中原神话、纳西族祭天古歌、沧源岩画、防风神话”，几乎都是以口述史学的基本方法为线索，发掘出来的。更不用说当前刚刚结束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大集成》在事实上就是口述史学的一种自觉实践，田野作业的科学考察方法成为我国民间文艺学事业开拓、发展的最为有效的手段。诚如胡适在1920年代面对北大歌谣研究会收集的歌谣所感叹的那样，“有了这些新史料作根据，我的文学史自然不能不彻底修改一遍了”。

　　田野作业的突出成就在于从生活中获取历史文化遗产的多重形态，发现现实生活与历史文化相应的内容。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国古代典籍常常疏忽或者拒绝了民间文化内容的传统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从民间社会生活中不断获取新的文化形态，和许许多多的社会文化发展问题。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社会学、民族学与人类学为民间文学的田野作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收集整理与记录、出版、研究，对于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口述的记录整理取得成就最为显著的当数中原神话和我国少数民族史诗，以鲜活的形态与中外民间文学典籍形成对照，前者被海内外学者称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后者显示出我国民族民间文学的灿烂无比，它们用铁的事实表明中华民族卓越的聪明才智及其所创造的文明是整个世界文化不可忽视和不可缺少的一页。神话的概念是近代由蒋观云第一次提出的，而它在原始社会就存在而且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如英国的威登等殖民主义分子，大肆叫嚣“中国人缺乏创造神话的智慧”。抛开学术争论而言，如果建立在学理上讨论，这一点错都没有，问题在于威登们在进行民族污蔑，意在毁灭中国民族尊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神话学取得重要进展，闻一多等学者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掘出许多珍贵的神话，但这对于反击威登之流的妄言、证明中华民族神话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仍然缺乏有力的证据。今天就不同了，在我们进行全国范围的民间文学集成调查，进行地毯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时，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包括神话在内的仍然流传的民间文学作品，我们不仅仅证明了我们民族所具有神话创造的聪明能力，而且感受到我们古老的民间文学特别是古典神话将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油然生发出光荣。事实上，不走进民间社会，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民间文学，更不用说去发现民间文学的深刻与厚重。

　　这里不是我们在宣扬民族主义，在鼓吹民粹，而是告诉人们应该重视一个民族的文化权利与文化尊严，守护自己的文化资源，发扬和光大民族文化精神。同样，文学史缺少了这些内容而不加修改与补充，那就很可能会形成严重的迁腐和屏弱，因为它失去了异常珍贵的内容而形成严重的残缺与失重。民间文学研究离不开文献解读与文物阐释，更离不开深入民间社会，在民间文化生活中具体而细致地感受和理解民间文学极其丰富的价值与功能。

　　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更是如此。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学蕴藏最为丰富的是史诗和歌谣；特别是民族史诗，它具有非凡的意义和价值。闻名世界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都是长期在民间以口头形式流传而成为民族神圣的经典的。其他还有蒙古族的《勇土谷诺干》、《喜热图莫尔根汗》、达斡尔族的《阿拉坦噶乐布尔特》、赫哲族《满斗莫日根》、《什尔大鲁莫日根》、《大竹林》、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柯尔克孜族的《英雄扎西吐克》、哈萨克族的《英雄托斯提克》、乌孜别克族的《阿勒帕米西》、彝族的《梅葛》、《查姆》、《勒俄特依》、《阿细的先基》、哈尼族的《奥色秘色》、侃族的《西岗里》、纳西族的《崇班图》（《创世纪》）、《黑白战争》、《哈斯战争》、白族的《开天辟地》、拉枯族的《牡帕密帕》、景颇族的《遮米麻和遮帕麻》、土家族的《摆手歌》、独龙族的《创世纪》、壮族的《姆六甲》、《布洛陀》、《布伯》、《郎正射日》、布依族的《赛胡细妹造人烟》、《造万物歌》、《十二个太阳》、侗族的《祖源》、《祖先落寨歌》、黎族的《姐弟》、水族的《开天立地》、傣族的《变扎戛帕》、苗族的《古歌》、瑶族的《密洛陀》、舍族的《高皇歌》等等。这些史诗的保存都是以口传为主要形式，有的由专业歌手演唱，有的成为巫现的经书，它们或以整齐的歌句组成，或以说唱为主要形式，千姿百态，在民族文化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崇高的地位。这些史诗一般容量丰富，有宏大的跨度，可称为各个民族的百科全书；其想象奇特，手法多样，集古老的神话和优美的歌句为一体，堪称世界文化的瑰宝。这些史诗的发现，又大都依据各个民族的口传—没有口头的作品整理，这些瑰宝将一直为尘封埃锁。民间文学的实质性特征也正在于口头性。关注到这一特征就意味着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让我们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民间文学的历史，以口头为主要表现形式，口耳相传，被记录，被整理，从古到今，绵延不息。其中包含着民族的聪明智慧，包含着民族的思想文化，尤其是民族的情感和立场。每一个民间文学作品的流传，在不同的时代与地区形成文化的“这一个”，在事实上都是文化选择与文化认同的结果，共鸣与同感形成这种选择与认同的情感基础，集体传承成为千百万人共同的宣泄，形成精神的狂欢。

　　民间文学史的写作就是对民间文学作为思想文化遗产的总结。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不仅仅要描写论述阐释某种民间文学作品的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还要指出其具体状态的历史条件和生活背景。也就是说，民间文学不是单纯的个体存在，而是融注进民间文化的整体之中，时刻为人民所运用；同时，它在具体形成和发展变化中，常常同作家文学等人文现象发生复杂的联系，又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特征，从而共同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精神世界。这里最为复杂的就是民间文学普遍同民间信仰发生密切联系，而民间信仰又具体同图腾、宗教等内容相融合。揭示出这些内容的具体成因，同样是民间文学史不应该回避的方面。民间文学归根到底是属于人民大众，为人民大众所创作和运用的，它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鲜明的时代性。从宏观来看，民间文学在历史的长河中作为民间文化，同人文文化共处于一个空间。

　　民间文学史还应该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搜集整理和改旧编新，一个是不同时代的民间文学思想理论。前者从我国文学史上可以相当普遍地看到，诸如魏晋时代干宝的《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姐》等笔记小说，以及明清时期冯梦龙、李调元和蒲松龄等人的作品，不时闪烁着民间文学的奇彩。但这些作品虽然保存了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却并不是纯粹的民间文学，它们包含着作者的审美评判、道德观念。后者是一些学者在注疏、论述、引用一些民间文学作品时表现出来的学术观念即民间文学观，从古至今构成了一部容纳百家的民间文学(化)思想史，这是中国文化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屈原的神话观、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论到近世王国维、鲁迅、茅盾、胡适、瞿秋白、毛泽东、顾颉刚、刘半农、钟敬文、江绍原等不同身份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民间文学思想，这同样是民间文学史应该注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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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