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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俗构成农村社会的核心
无论是“不死的小农经济”、“资源集聚的村镇模式”、“传统亲缘关系与现代社会组织的交织”，还是“熟人社会蔓延到组织化领域”，它们都在以一种不同于二元对立的方式，重新演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农村社会中，传统与现代处于并置的状态和碰撞的过程中，而绝非是一种替代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农村社会中传统的生命力来自于哪？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农村社会成为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社会？
这个力量就是农村社会主体——农民——的民俗,而民俗就是让农村社会历经中国社会转型成为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的主导力量，就是上文所说的“以不变应万变中”的那个“不变”，在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看来，“民俗呈现为一种如何正确生活的哲学以及谋求幸福的生活策略”[19]。一旦民俗被创造出来，就会“成为下一代的规范，具有一种社会力量。……民俗日渐强大，仿佛具有一股内在的生命力。……当民俗强大的时候，他们极大地支配着个体与社会活动，生产和孕育着人们的世界观和生活策略”[20]。民俗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位置，以及其自我延续的强大生命力量，早在一百年前就被萨姆纳所预言。他认为，随着社会变迁节奏的加快，契约将在很大程度上覆盖约定俗成，因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推行而生产出的民俗，将区分出工业园区、商业城市与农业村落，技术的发展将改变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都会对民俗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尽管历经所有这些形式的变迁，民俗仍然能够保持它们的地位和权威”[21]。换言之，农村社会中传统的生命力就来自于民俗，而民俗构成了农村社会最为核心的部分，农村社会的主体小心地将自己最为珍视地生活策略包裹在其中，以回应“万变”。其中，“万变”指各种形式地，各种程度地外在于农村社会的力量和动力，其中包括现代化进程、工业化的扩张、市场经济的冲击、全球化的影响等。这些社会变迁只是触及到农村社会的表层，从未真正完整地破坏过农村社会的核心。而这正是为什么小农经济会“不死”，传统亲缘关系会与现代社会组织“交织”，非正式社会关系会穿越制度，熟人社会会蔓延到组织领域的真正原因。
于是，民俗就通过“不死”、“交织”、“蔓延”这些途径得以延伸、拓展，重新解释乃至再生产。民俗也就成为农民认识新事物，化解社会变迁，延续社会生活的经验凭籍，成为“一种生活策略与生存智慧。凭借这种策略与智慧，民众能够在变迁的社会中体会到不变的内核，将多变的生活化约为可以预测的生活，并赋予民众一种控制命运的感觉”[22]。也就是说，农村社会凭借民俗来回应社会变迁。
四、将农村民俗变迁嵌入到中国社会转型中
既然民俗构成了农村社会的核心，让农村社会成为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社会，那么农村民俗变迁对于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究竟有什么意义？
传统研究大多站在政治、经济等主要社会制度的宏观视角上探讨中国社会转型的逻辑，并将传统与现代的时间序列赋予了空间上的农村与城市，遮蔽了农村民俗也在发生变化这一历史事实。民俗是农村社会的核心，并不意味着民俗是一成不变的过去的传统。作为应对社会变迁的一种生存策略，民俗可以根据民众需要被重新解释、重新发明。被民众重新解释的这个意义，称为追加意义；而与之相对可以转化为追加意义的民俗最初那个的意义，称为守恒意义。民俗的两重意义结构，使得民俗的传承不是以简单再现的形式进行，而是通过民众在守恒意义基础之上重新灌注追加意义得以实现。在灌注追加意义的过程中，民众能够重新解释和重新发明民俗，因而使得民俗具有创新性，也使得民俗能够跨越时间而传承。[23]换言之，农村社会“以不变应万变”中的“不变”也在发生变化。然而，农村民俗变迁这一事实，及其变迁在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地位，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而是被淹没在有关中国农村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变迁和市场经济转型的诸多宏大叙事研究中。从农村民俗以及民俗变迁的视角，来系统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相对阙如，这一研究现状就不足为奇了。
可问题是，如果不将农村社会放到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就无法完整回答民俗如何变迁以及怎样变迁。因为单就农村社会自身而言，缺乏人类学所谓的他者，也就无法通过他者的目光看清自己的位置。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将农村民俗与中国社会转型相联系，不将农村民俗放置到更大的背景中，就无法认清农村民俗变迁的本质，及其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位置和进程。
反言之，与社会转型伴生的技术、意识形态、经济发展以及结构性张力等因素，诱发和推动着农村民俗变迁。民俗渗透于农村社会主体的精神世界，构成了农村社会的核心，对民俗的依赖已成为农民应对社会变迁的生存智慧。农村民俗变迁中出现的传统与现代的并置与叠加，既揭示了农村社会变迁的独特逻辑，同时也寓示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农村民俗变迁是整个中国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缺乏该部分的研究，对中国社会转型特征认识就缺乏完整性。而农村民俗变迁更能够跨越传统与现代二元分类的陷阱，将其嵌入到中国社会转型中去探讨，根植于农村民俗变迁来记录和认识中国社会转型这一独特的历史进程，更能够深入而持久地洞悉在中国传统如何经过社会主义走到了现代。
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于农村民俗变迁来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效能，探讨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如何发挥民俗的连续性、一致性，如何保持其独特性，不仅可以使民俗之民成为社会转型的批评者和反对者，而且还可以使其成为社会转型的解说者和践行者。
（本文刊于：《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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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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