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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传统与现代框架下解放出来的农村社会具有独特的运作逻辑，它包含一种强大地超越时间的力量，能够自我延续。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韧性，来自于农村社会主体农民的民俗，而后者就是让农村社会历经中国社会转型成为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的主导力量。民俗构成了农村社会最为核心的部分，农村社会的主体将珍视的生活策略包裹在其中，凭借其回应社会变迁。将农村民俗变迁嵌入到中国转型中去探讨，根植于农村民俗变迁来记录和认识中国社会转型这一独特的历史进程，更能够深入而持久地洞悉在中国传统如何经过社会主义走到了现代。
关键词：农村民俗；变迁；中国社会转型；生存策略；回应
对于农村民俗这一问题，我们的理解多半陷入现代化所讲述的图景中。该幅图景描绘的主题是，民俗的命运如同它所存在的空间一样，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迟早会被替代。至于如何被替代？什么时间被替代，有多重的声音在对话。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来自诸多学科的对话中，唯独听不到或很少听到的却是民俗学的声音。不言自明是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特征，也许是这一特征影响了民俗学对学科位置的理解。不管怎样，在众多学科卷入中国社会转型讨论的今天，民俗学能为知识共同体提供什么，它不仅涉及到学术何以成立的问题，更涉及到知识与权力的问题，亦即谁拥有言说的权力？在原有话语体系中，民俗主体的策略性、创造性与合理性被曲解，被忽略、甚至被消解。在这一现实之下，民俗学需要慎重考虑的，是如何能够确立和强化民俗之民的主体性，在重大问题上与其他学科形成对话，让其他学科倾听到民俗学的声音，让民俗学重新拥有言说民俗的权力。
一、传统与现代框架下的农村社会
一般而言，社会学、人类学通常运用二元对立的分类方式，来解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和转型。例如，从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1]，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2]，库利的“初级群体”[3]以及后来的“次级群体”，雷德菲尔德的“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4]，再到帕森斯的模式变量理论[5]等，尽管这些表述不同，但都是以传统与现代为分析框架，描述一种社会变迁的进程,如今这些分类已成为学界公认的经典概念工具。
在此分析框架下，时间上的传统、现代与空间上的农村、城市就成为互表的二元对立，农村社会就以现代社会对立面的形式而存在，成为传统社会的集中体现，而城市则相应成为现代社会的代表。于是，我们对于农村社会的认识，就建立在农村与城市截然不同这个前提之上。然后通过在各个维度上与城市社会的对比，来陈述和描绘农村社会的特征。换言之，试图通过城市社会来理解农村社会，一直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左右着我们看待现代化理论、城市化问题的方式。
然而，问题却在于，传统与现代是否像上文所描述的那样，是全然不同的二元对立呢？列维的观点给与了我们一种全新的认识，在他看来，传统与现代并不是绝然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体[6]。也就是说，传统社会有其偏向现代的一面；而现代社会也有其偏向传统的一面。如果传统与现代，像列维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连续体，那么传统与现代框架的合理性就被人们所质疑。当我们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农村社会相应地就从此框架下彻底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于城市社会的特征和意义，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特运作逻辑的社会。
二、农村社会具有独特的运作逻辑
农村社会的独特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其运作逻辑又是怎样的呢？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这个问题做了不同的探讨。俄国农业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恰亚诺夫很早就提出，导致传统农业社会长期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经济的运行具有其内在逻辑，即为满足自家生计而生产，因此不能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来理解小农经济。在此基础之上，恰亚诺夫积极倡导遵循它们自身的规律和原则来认识农民社会[7]，这就是小农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格尔茨在研究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时，提出“农业内卷化”的概念，用来描述和说明该岛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将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传统水稻农业中，以保持经济的缓慢增长的这种生产模式[8]。黄宗智在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中运用了的“内卷化”概念，并将其延伸为“内卷式增长”，即单位劳动报酬的绝对增长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9]。黄宗智认为，“当西欧的小农经济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改造时，中国的小农经济却在日益内卷化”，这就是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式[10]。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这部著作中，他将“内卷化”运用到对发展的解释上，提出中国农村社会“没有发展的增长”[11]这一事实，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斯科特基于东南亚农村社会的研究指出，道义问题是农民社会的基本问题，如果要认识农民对待社会秩序的态度，就必须考察作为小传统或者大众层面的农民文化，就此提出农民反抗的底线原则--“道义经济”[12]。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上研究主要侧重于经济视角，来看待具体区域农民社会变迁的内在规律。与此前传统现代框架下的研究相比，这一阶段研究将宏大叙事与具体区域相结合，更为强调农村社会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让我们的理解更为接近问题本身。农村社会变迁也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学术界甚至将农民与农村视为中国社会改革的根本问题。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正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积极倡导并实践了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费孝通提出了“乡土社会”、“差序格局”[13]的概念，以此来说明和解释中国的农村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还将乡土社会与文化自觉联系起来，认为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的特征才能把握中国农村社会在现代社会变迁中的地位、作用及其问题。
围绕农民社会的独特运作逻辑，以及它与现代化、全球化的关系等问题，学者达成一致默契，认为它具有“以不变应万变”的韧性状态，即它包含一种强大地超越时间的力量，使其能够自我延续。例如庄孔韶将农民社会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韧性状态”[14]，形象地称为一种“不死的小农经济”[15]。在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刘世定发现了资源集聚的村镇模式，即通过“非正式社会关系”来应对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于是非正式社会关系就成为乡镇企业穿越制度障碍的一种途径和方式[16]。郭于华则以农村传统亲缘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演变为切入点，来看待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她指出在农村社会变迁中，“亲缘关系与业缘关系、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交融是一种现实的必然存在”。这种存在现实的意义还在于，传统亲缘关系的持续及其强大的生命力预示了中国社会变迁的独特方式[17]。刘少杰延伸了费孝通关于乡土社会和差序格局的研究，肯定了熟人社会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合理性，并反思熟人社会对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的蔓延和渗透这一事实[18]。尽管研究视角有不同，研究方法存在差异，但这些研究共同叙述了一个故事：面对现代化、全球化、工业化、市场经济、城市社会的影响和冲击，农村社会所做的回应，所体现和表达的这些规则和特征，都说明农村社会仍以其自身的逻辑顽强存在和运行着。它似乎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不易折断的韧性，这就是农村社会体现出的独特运作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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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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