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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体记忆的再生产逻辑：叙事框架与主体诉求
李庄集体记忆的再生产逻辑从宏观上来看，与当地元宵节叙事框架的地域特性有关联。在武汉市农村地区，长期流传着“月半大过年”的说法，意味着在这些地区的地域文化框架内，元宵节是比春节更重要的节日。同时，当地元宵节独特的风俗，将信仰、狂欢、团聚、参与等因素糅杂在一起，形成了当地人对元宵节特有的文化逻辑。如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对于李庄过去发生的事情，村民的记忆是碎片化的，独独对每年元宵节发生的事情大都记忆深刻，如村民大都记得某年村庄一户人家头年赚了很多钱，便要求违反规矩正月十四出灯，结果这户人家在当年便迭遭不幸，不仅生意破产，而且小孩也夭折。“把这样的现象归结为个体记忆力的强弱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需要从集体记忆中寻找答案。”同时，元宵节在时间上的“线性特征”也是集体记忆得以不断再生产的原因，“这种单线性的时间指向易于事件被记忆，因为集体记忆并非日常经验的无限积累，它总是群体有选择的行为，不管是在什么具体活动情景下，其中发生的事件或者特性都远比行动者实际关注的要多”。其次，李庄集体记忆的再生产与村民的主体诉求有密切关系，而村民的主体诉求不仅仅表现在信仰层面的对平安、幸福、团圆等价值的追求，还表现在村民对未来生活的理性思考上。在调查中，笔者看到李庄的房屋大都在近年来经历了重建，没有重建的村民也正在计划重建。李庄作为一个城市化比较成功的村庄，村民大都在武汉市购置了商品房，而李庄的地理位置在武汉市远郊，城市扩建及拆迁难以覆盖，建房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也不是刚需，反而会让他们用去一笔不菲的费用。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通过访谈，村民们表示，村庄的房屋是自己隶属于村庄的象征，房子倒塌就意味着失去了在村庄的根基和空间，同时意味着元宵节不能回家参与节庆仪式，也就意味着将逐渐淡出村庄，最终与村庄失去联系。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与村庄失去联系后果严重———将来后事无法在村里处理，不能埋葬在村庄的祖坟里，不能“落叶归根”；另一方面，现在城市污染严重，在村庄拥有房子，将来退休后还可以回村居住。所以，村民的主体诉求一方面基于感性的“根”的情节，另一方面，也是对将来生活的一种理性规划。正如贺雪峰所所说的那样：
村庄是这个变动世界中农民可以依托的家园，是他们在变动世界中保持信心和力量的共同体，是他们心灵的慰藉之所。如果９亿农民有了村庄这个根，如果在外流荡的农民还可以长想家乡，还牵挂埋在村头祖坟里的祖先，他们就会有一些历史感，就不至于虚无，就愿意对未来保留更多信心和寄托更多希望，当前村庄本体性价值的失落已经造成严重后果——加强村庄本体性建设已刻不容缓。
四、结论
本文从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两个维度，在城市化背景下讨论了武汉市远郊一个村庄元宵节习俗对村庄发展的功能和影响。研究表明，这个村庄的结构在城市化冲击下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大量流向城市，空心化程度较高。尽管如此，传统节庆习俗并未彻底退出村民社会生活，而是在地方性文化的独特逻辑下得以延续和传承。节庆习俗活动中人口向村庄的回流，使村庄的人际关系网络得以维系和重建；而习俗活动的组织和动员及基于习俗产生的共同信仰重塑了村庄的整合机制；习俗活动信仰背后表征的和谐价值取向黏合了村民基于阶层分化而产生的区隔，由此，村庄日常生活实现了再造和重建。同时，节庆习俗的重复性带来的情景再现使村庄的集体记忆被激活，通过体化的实践，村庄集体记忆穿透了时空的限制得以延续和再生产，在村庄集体记忆活化的背后潜藏着村民寻求精神寄托和对未来生活进行规划的感性与理性交融的行动逻辑。
乡土中国与城镇中国的隔阂和融合，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基本的社会文化特征。这种隔阂和融合反映在村庄发展上，就是一方面村庄人口积极向城市流动和集中，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使村庄本体性价值得以延续；一方面工作、生活在城市，另一方面，精神依托和未来又归属于村庄；一方面积极参与村庄习俗，另一方面，在习俗完成后又迅速离开村庄。城乡时空的联结，既受生产和生产方式变迁影响，也是历史、文化、城市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传统与现代、村庄集体记忆与城市生活同时并存，是转型期特有的现象，还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常态？村庄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的再生产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过渡形态，还是被生活主体有意保留的价值载体？李庄元宵节的个案显示，只有从村庄功能的主体再建构角度来体察，才能理解城市化语境下当地的元宵节情结。李庄的元宵节习俗之所以在村庄人口基本城市化后依然活跃在当地社会生活中，是因为当地民众需要通过传统习俗时间及仪式实践维持村庄本体性价值，彰显村庄文化特色和历史记忆，再生产家园文化价值，追求一种既有“根”又有未来的幸福生活。因此，村庄变迁的形式和路径并不单纯受社会转型影响，也取决于作为文化主体的村民对村庄意义和价值的建构。正如孟德拉斯所言：“乡村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会重新获得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生命力。”据此而言，许多村庄形式上或许会在城镇化过程中走向终结，但从村庄本体性价值角度而言，可能永远不会消失。
针对李庄元宵节个案的研究，还揭示了日常生活和村庄记忆在城市化语境下村庄功能维续和再造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能够发现重大事件及其影响，如果能够把许多人的情况总结出来，那么我们就不仅能够解释某类人的生活轨迹，而且可以从中发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李庄的案例显示，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日常生活异化、整合方式瓦解，而在节庆习俗中通过村民的自组织和广泛参与，建构了一种新的融传统性和现代性于一体的村庄日常关系网络和整合机制，使乡村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以新的形态再生。节庆习俗活动客观上建构了村庄公共生活空间，促进了村民间的主体性互动，从而延续了村庄的本体性功能。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李庄村民之所以能够将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元宵节活动中，原因在于其成员在市场化进程中获取了良好的经济收益。然而，对于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而言，李庄的情况只是个案，对于那些经济收入低、城市化不够成功的村庄而言，节庆习俗活动能否对村庄的发展带来良好功能是值得怀疑和讨论的。李庄作为城市化较为成功的村庄类型，具有特殊性，也使得本研究带有一定地域缺陷，但村庄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在城市化进程中对村庄发展具有的影响，却值得引起关注和思考。
传统习俗在城市化语境下的功能发展与变迁，不仅受社会转型的宏观进程影响，还与地方的历史、文化、经济等社会子系统有着紧密的关联，同时，也与村庄的本体性价值及农民群体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感受密切相关。如何发展出既符合国家民族发展需要，又能体现地方社会文化特色，同时还能使村庄文化和功能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城镇化制度，将构成当前中国城市化研究的主要议题。此外，李庄人退休后回村庄养老的未来规划，是否预示着逆向城市化即将在中国发生？还是昭示着“城市化的中国道路”某种新的特征？而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未来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与农民的变化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究。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7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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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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