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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庄阶层分化区隔的消融
村庄内部在改革开放以来呈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趋势，杨华、朱静辉等人通过调查发现，“富人治村”所引发的阶层矛盾和对立在东部沿海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在李庄，由于村民在外出时间及职业上的差异，也导致了较高程度的阶层分化，根据笔者调查，其分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虽然存在着严重的分化，但与朱静辉等人在东部农村地区所观察到的现象不同，李庄由于是典型的中部农村，农民城市化程度较高，对村庄资源的依赖性程度较低，村民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城市，所以，虽然村民对于阶层分化有所感受和体察，但却因对村庄的资源和权力并无强烈竞争意愿，所以，阶层间关系表现得较为稳定。但高度的阶层分化亦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按照布迪厄的观点，阶层的分化必然带来不同的“惯习”，而“惯习”最终会导致阶层间“区隔”的形成。李庄村民由阶层分化所导致的“区隔”主要表现在其城市生活中。在元宵节庆，村民们回乡，虽然可以从服饰、车辆、言谈等方面察觉到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但在节庆活动过程中，固然高阶层者出于对习俗的尊重，在缴纳仪式费用时会捐献更多的资金，但在其他的方面，依然会遵照“头人”的安排和布置，城市生活中凸显的阶层区隔在习俗活动中有所消融。但也有特例存在。
案例２：在笔者的调查中，许多村民隐约表达了对某户家庭的排斥，究其原因，在于这户家庭每次为了显示其财力，在元宵节当晚的舞狮仪式中，总是购买比别家更多的烟花爆竹，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攀比，其他村民都比较默契，每家买的烟花与爆竹都差不多。如作为李庄首富的村民李某就表示：“玩狮子就图个吉利，大家回来一起热热闹闹，都是一个湾里的人，有什么好比的呢？他家就喜欢这样搞，比他家混的好的人有很多，人家都不这样搞，这样搞让那些混的不好的人怎么看呢？”（访谈资料WL026）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农民基于阶层分化而导致的在“人情、面子上的竞争”普遍存在，而这样的事情在李庄却没有发生。对此现象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释：一是从行动逻辑上看，李庄人将村庄视为其“根”之所在，所以在行动中努力维持着一种社会均衡；二是从节庆性质上看，由于元宵节庆对李庄人来讲，是村庄中信仰的象征体系，这种象征体系导向“团结”，而村庄信仰所祈求的来年平安、幸福等意象背后蕴含着“和谐”的价值取向，这对阶层竞争和区隔在村庄的发展有抑制作用；三是从分层的具体情况看，中层家庭所占比重较大，而中层家庭作为村庄的中坚力量，“在村庄的整体价值和行为逻辑取向上具有引导性作用”，这也印证了中层村民所秉承的“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对消融和黏合阶层分化对村庄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有较好的效果。
三、村庄集体记忆的活化与再生产
传统社会各群体均具有自身的记忆体系，并依赖于这套独特的体系维系着自身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种记忆体系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常提到的集体记忆。而民俗是乡村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在节庆仪式中，由于“仪式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载体，是集体记忆的起始点，换言之，仪式展演就是“社会秩序的展演，对社会结构的构筑有不可缺少的作用”。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城市化进程中李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元宵节习俗作为李庄乡村记忆的重要载体，在当前城市化语境下得以存续和重建并对村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功能。这使我们需要去进一步追问：村民是如何通过节庆习俗这一载体延续和重建乡村集体记忆的，乡村集体记忆的延续和重建对村庄发展的功能体现在哪些地方，而这背后又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哪些思维逻辑？
（一）村庄集体记忆存续和激活的途径与功能
在哈布瓦赫看来，类似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的行为往往成为记忆传承的重要手段，而仪式具有“形式性”及“操演性”两种特征。保罗·康纳顿则将身体实践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体化实践，即个体亲自参与的行动实践；一种是刻写实践，即“通过描述、记录等媒介工具保存和捕捉信息”。在此基础上，朱蓉从心理学角度把“记忆活化要素”分为三种类型，即体化要素、场景要素、符号要素。在李庄，村民通过回乡参与节庆，村庄日常生活情景得以再现。正所谓“触景生情”，这为集体记忆活化提供了所需要的场景要素。场景要素不仅体现在依附于熟悉的人和物上的情感，也体现在熟悉的空间结构中。环境行为学与空间社会学理论证实了记忆也与空间具有紧密的关系——人总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实践，记忆也是关于特定时空的记忆，所以诺拉提出了“记忆之场”的概念。“不同于城市空间的凝固性，村庄空间是一个‘活’的空间，村民对于村落建筑、道路、环境的改造具有很大的自主权，但在社会变迁中，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稳定，只能表现为一种相对的稳定。”在城市化背景下，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李村的环境和建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村庄内房屋空置、道路被水泥路替代，以前农田或被抛荒或被规划为一片片的果园。但这些改造并未给李村空间结构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所以，空间结构的相对稳定为村庄集体记忆延续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记忆复现总是要依赖于特定的方式和特定的载体，它们构成了集体记忆的复现机制”。在李庄的元宵节庆仪式中，兼具了集体记忆复现和激活所需的“符号要素”和“体化要素”，“玩狮子”仪式参与的广泛性保证了体化要素的实现，而基于“狮神”的村庄共同信仰则提供了记忆激活所需的符号要素。正如哈布瓦赫所言，“集体记忆不断地强烈复现，一方面为集体生产和生活方式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实现了共同体整体的整合和稳定；另一方面，它反过来强化了仪式与节日等重大活动的公共涵义，从而保障了集体记忆自身的有效延续”。所以，对于村庄而言，集体记忆的激活和再生产，不仅使得村庄的历史与现实在社会变迁中找到了联结的纽带，也再造了一个基于共同情感而维系的共同体，强化了村庄内部的整合，实现了村庄在城市化进程中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换言之，虽然村庄人口的逐渐减少是城市化语境下的必然趋势，形式上的村庄面临消逝的命运，但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村庄却得以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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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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