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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庄日常生活空间的再造与重建
在武汉市郊农村地区，元宵节享有特殊的地位，这从当地长期流传的“月半大过年”的说法可见一斑。节庆活动主要是各个村庄以“舞狮”为中心的集体仪式活动，这种集体仪式从时间上一般集中在元宵节前后几天。因舞狮活动是一项以村庄为单位进行的集体活动，具体涉及到人力的动员和组织、仪式活动前各种资源和道具的准备，所以，在元宵节前，在城市生活的李庄人便陆续回到村庄，而随着人员的回流，往昔村庄的日常生活情景再现。阿格妮斯·赫勒指出：“如果个体要再生产出社会，他们就必须再生产出个体自身。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在城市化语境下，村庄日常生活的异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村庄日常生活异化以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出现的空心村为表征，以“人际关系疏离、伦理颠覆、习俗遗忘、传统建筑被拆除或破坏”等现象为主要内容。李庄也是一般意义上的空心村，但通过元宵节的节庆习俗活动，这个村庄异化的日常生活空间以新的结构和形式得以再造。正如列斐伏尔所言，日常生活与艺术是抵抗资本异化的武器，而节庆仪式活动不仅直接联结着现实日常生活，更是一种艺术式的“景观社会”。
（一）村庄初级关系网络的维护与再生
村庄是基于乡土关系而建构的社会共同体。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流动到各地城市，一方面，以往初级关系赖以维持的共同生活空间遭到切割；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城市生活，城市中的市场经济理性侵入农民思维之中，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逐渐成为农民的价值主导，村庄中的初级关系日渐退化，让位于实用的次级关系。李庄的人口虽然大部分流向武汉市区，流动到其他城市的人口较少，但由于在居住地域、从事行业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互动机会较少。元宵节之际，人口回流到村庄，初级关系恢复的时空条件得以建构，提供了交流和沟通的时机与空间，村民间业已疏远的初级关系得以存续和再生产。阿格妮斯·赫勒在探讨日常生活人道化的实现途径时指出：“日常生活结构无论对个体再生产还是对社会再生产都必不可少，日常生活人道化不在于一般地抛弃日常生活结构，而在于个体再生产由‘自在存在’向‘为我们存在的提升’，在于与类本质建立起自觉关系的个体的突现。”
案例１：李庄胡某，今年４０岁，在北京某大学任教职，近年来由于在美国访学，已多年不曾回村，在和笔者的访谈中，其表示今年元宵节对其意义重大，表示：“多年不回村，回来感觉村里变化很大。老一辈的人都老了，年轻人也都几乎不认识了，大家也都快不认识我了。还记得小时候村里的长辈们对我的照顾，村里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这次回来，我带了很多礼物送给村里的人，还要趁这个时间跟他们好好聊聊，要不然关系就断了，村里人就忘记了我。乡情难忘啊！祖坟还在村里，人到最后终究还是要落叶归根”。（访谈资料WL021）
胡某是李庄的个案，其通过回村参与节庆活动，其“断裂”的村庄情感得以再生。而李庄大部分人因属于就近城市化，几乎年年元宵节都会回村，接触频率较之为高，但也在访谈中纷纷表示，节庆使村民之间的关系一直维持，通过回村交流，对彼此的生活情况较为了解，乡情并未因时空的分割而淡忘。同时，在李庄元宵习俗中，正月十五晚上的“沿盘狮子”，代表守护神灵的“狮子灯”会到每一家“吃香案”，在“吃香案”之前，村民会轮流挨家挨户到家里拜访，表达对每家每户的祝福。这个活动对村民的初级关系网络重构几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在这一时刻，不仅是村民节日中“集体欢腾”的时刻，而且也是一年中村民间交流最密切和接触最深入的时刻。由于空间的割裂和生活的差异造成的疏离得到消解，村庄温情脉脉的一面开始复苏，城市生活中单调乏味的“单向度”生活在此刻被乡土社会充满温情且具丰富意味的生活代替，基于乡村共同体的情感交流活动得以再现，为村庄日常生活的再造提供了日常交往层次的基础。
（二）村庄新整合机制的再造
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基于群众动员建构了乡土社会的公共生活，人民公社及群众运动是其重要的载体，形成了以国家意志为主导，政治话语和基层政权为基础的村庄整合机制。政治与经济的变迁瓦解了原有的农村动员机制和村庄整合机制。在已有的研究中，大量的经验材料验证了这一事实。阎云翔用“无公德的个人”这一概念，来形容村庄在旧整合机制瓦解后，在农民价值取向及行为上导致的后果。贺雪峰则指出，“在当前村庄社会结构性力量快速衰落的格局下，国家资源下乡因村庄整合机制的瓦解无法达到既有目标”。当前村庄整合机制导致村庄发展的障碍是既有研究的共识，如何重塑村庄的整合机制是目前乡村研究的焦点问题，这也是在笔者调查中考察的重点。按照贺雪峰对村庄社会结构类型的分析，目前的村庄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即团结型村庄、分裂型村庄、分散型村庄。李庄是典型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混合型村庄，本应呈现分散型村庄的特征，但却呈现了团结型村庄的特征。在李庄的元宵节庆习俗中，由于“舞狮”仪式是一项集体性较强的活动，涉及道具的制作、锣鼓乐队的训练、舞狮人员的选取、“说彩”人员的确定等事项。所以，不仅在前期需要动员大量的资源和人力，在后续的诸多仪式活动中也需要村庄人员的集体参与。为了保证习俗活动的正常开展，李庄施行了“头人”制度，即按照一定次序以户为单位将村庄中家庭分为不同批次的“头人”，不同批次的“头人”轮流负责当年的元宵节庆活动动员和组织。若轮到担任“头人”，正月初就要开始为元宵节庆准备，如收取元宵节费用，购买道具、鞭炮，安排锣鼓队伍训练，安排人手，规划活动路线，等等。在李庄元宵节庆中，这种繁琐的集体性活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村庄如何通过村民自组织来实现整合的过程。
首先，节庆仪式中的事务性分配强化了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头人”制度是这种自组织活动得以实现的核心力量，正是由于有“头人”负责，村庄事务性分配及后续活动才能组织起来，而“狮子神”信仰的神圣性和村庄的舆论使得担任“头人”的家庭不敢逃避责任，从而避免了“无公德个人”的出现。
其次，在节庆活动中，组织者和参与者都在仪式中自觉不自觉扮演着仪式中的角色，参与的全面性提供了村庄新的整合路径。在李庄，村庄中每年的“头人”是整个活动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负责整个节庆的组织和协调。村庄中的妇女负责道具的制作，在仪式活动期间，中青年男性则分别负责锣鼓队及舞狮，村庄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则是“说彩”者。其他村民或是作为舞狮队伍的替补，或是作为观众。由此，整个村庄的人都被动员起来，在仪式中寻找到自己的角色并发挥相应的作用。村庄正是通过这种集体性的参与增强了村庄内部的凝聚力和村民对村庄价值本体性的认同。最后，对“狮神”的共同信仰形塑了整合的价值向度。李庄人认为“狮子神”是村庄的守护神灵，能够护佑村庄幸福太平。在狮子上庙回村后，每家每户都需早晚两次到狮子存身的香案前焚香祭拜。在笔者调查期间，发现为了争头香，村民甚至有凌晨５点便去排队的做法。此外，村庄家庭对正月十五在家迎“狮神”最为重视，家家户户都将房屋洒扫干净并用艾草熏过，香案早早准备好，鞭炮及烟花备好，招待村民和舞狮队伍的香烟及礼品也极尽讲究。这种以共同信仰为基础构建的习俗体系，为村庄的整合提供了价值上的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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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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