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直到现在，食与性还是很多普通人的毕生追求，在文学意象中“甜与性”的联结似乎体现了西方审美活动也逐步向“食”的方面靠拢。在现代饮食结构中，糖带给人们垂涎的味觉体验迅速占领了大片餐桌和节庆场合并“仪式化”，作为一种社会地位与自由的象征而带给人们幸福与满足。接而，糖的地位随着社会经营者们通过运作正式或非正式权力不断发生变化，糖的消费方式由“精神享受式消费”转变为“家庭之外的消费”和“非家庭式消费”两种主要形式。几百年来，糖的生产伴随工业化、现代化的进步不断更新，西敏司认为，当糖的需求与供应几乎平衡的时候，糖的用途与其他刺激性食物一样，人们在沉溺于对食物的满足后便淡化了额外的要求，在辅佐社会经营者减少花费于创造和再生产城市无产者方面贡献突出。社会经营者似乎是这场权力游戏中最大的赢家，利用大众生物性本能与刺激性食物的碰撞，运作宏观调控不断推进蔗糖工业化进程，激发和操纵社会群体内部有关蔗糖意义的构建，以控制意义为怀柔统治手段来帮助确立社会常规。与一些暴力统治的铁血政治相比，这一切都是大众心甘情愿的，许多文明冲突悄无声息的被蔗糖解决了。残酷的是，这却是享用蔗糖的每个人共同建构的网络。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制的塑造过程，糖在现代化过程中以“精炼糖”的身份出现，上流社会作为社会模范先是享用精炼糖弃用古方糖，在精炼糖得到普及后又重拾古方糖。上流社会导向大众消费精炼糖以促进现代化进程与现代观念以牟取利益，之后又转变回古老的方式崇尚“天然”，这种现象到如今也见怪不怪，许多食品在达到一定程度的工业化生产后又“返璞归真”。蔗糖通过不同的劳动形式生产出来，主要的劳动力是无产者，而蔗糖消费群体也是无产阶级，但蔗糖在世界范围内的买卖是基于一个“自由”的市场之中。

 

　　在现代社会，当许多事物统一化以后，结构与仪式原有意义趋于消亡，这样一些变迁使得人们更加个人化并缺少与环境的互动——成了“去社会化的饮食”。社会民主制的进程给予人们选择的自由，许多原本禁锢人们的旧约仿佛也在文明进程中被摒弃，对人性与自我的关怀在人类文明史中崛起。人们在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诱导下，不断扩张消费，盲目地、急切地追求物质享受，看电影的同时吃着爆米花，把消费不同东西的乐趣“浓缩”到一起以提高效率，夜深人静时或许只留下时间不够用的空荡体验。人们过度关注消费本身大过于思考消费过程中放弃的大量选择，这种不计后果的方式与潜在的个人“自由”与社会模式制约之间充满矛盾，无解。蔗糖在近现代历史中所留下的轨迹牵扯到了数量庞大的人口与各种资源。糖在现代饮食中的地位，奇特而难以察觉对人们掌握自己所食之权力的蚕食——个人选择自由的萎缩以及抗拒这种趋势存在的可能性本身所面临的萎缩，反映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了我们支配自己食物的权力。

 

　　4. 糖之困境：现代化背景下的接纳与拒绝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世界经济开始了由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由此带来的全球化不仅是滋生出一致性的文化认同，而是商品、货币、人、图像、技术、知识和思维等各种客体和主体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流动。文明不再要求群体或个体之间的一致性和同一性，社会主体本身也开始改革与多元化。以在全球化与地方性此消彼长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群体为例，其天生具有独特的多元性和对全球文化的适应性，教育选择的多样性加剧了其多元的可能性，网络化生存(工作)能力提供了其多元的现实工具，自我意识中心反映了其较早的自我觉醒。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愈发便捷，许多人面对未知领域下意识的打开手机中的搜索引擎寻求解释，对于糖的定位与食用，在这里有了全新的理解。

 

　　（一）现代性困境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质，知识体系的专门化导致了权威多元的困惑、怀疑的流传以及道德的困境，个人通过反思，可以有意识地创造自我实现的方案，而外在于个体的现代性在产生压力的同时也为个体创造了力量延伸的手段与空间。现代食品化工行业将糖制成各类添加剂，不法商家甚至将化工原料合成“甜味”加入到食品中以降低成本，食品安全威胁到人们生活本身，人们重新审视对“甜”的追求。现代饮食习惯中，“糖”深深撼动碳水化合物及脂肪在人们饮食结构中的地位。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发布的《指南：成人和儿童糖摄入量》中，对于糖的摄入有如下三个强烈建议：1、建议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减少游离糖摄入量；2、建议将成人和儿童游离糖摄入量降至摄入总能量的10%以下；3、建议将游离糖摄入量降至摄入总能量的5%以下。现代社会物质充盈、品类繁多，“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饮食文化已不适用于“脑力劳动为主，缺乏体育锻炼与户外活动”的现代人。运动营养学的研究成果显示出现代人饮食中对糖的过度摄入将会给身体带来巨大的负担，糖不仅能“制造”出龋齿，叫人疼痛难忍，更危险的是糖能令人发胖，从而带来诸如糖尿病、心血管病等一系列麻烦。糖与脂肪同食是最错误的搭配，而生活中的巧克力、奶油蛋糕往往都是最吸引人的食品。医学实验证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含有大量白糖的甜食对大脑的作用和毒品有异曲同工之效。如果让动物习惯性地摄入甜食，就会刺激它们大脑中阿片类物质的产生，令它们感到快乐。一旦停止甜食供应，它们就会感到痛苦、烦躁不安、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失去平衡。这种现象与毒品上瘾的反应非常类似。

 

　　以上专家系统的知识体系通过信息化传播给个体，给其带来的巨大的焦虑与心理负担，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糖”为何物，吃糖究竟是对还是错？是精神与味蕾的享受还是对自我管理的放纵？在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快速生活节奏中，部分人关注到糖给身体带来的亚健康后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部分人则到身体出现警报时引起重视。对食品安全的怀疑与焦虑也给政府部门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身体出现警报时“人体需要减少对糖的摄入”与“习惯性吃糖”之间的矛盾也令人烦神。现代社会以瘦为美，糖类食品中捆绑的反式脂肪酸、各类添加剂会影响人体对维生素、蛋白质的吸收，过度摄入糖分而导致肥胖的观点深入人心，以至于部分现代人一提起“甜或糖”时，脑海中呈现的不是幸福或香甜而是令人恐惧的肥胖，抗拒或厌恶的心态油然而生。健身文化、养生文化近年来的大力传播是为“个体面对现代性压力时为个体创造了力量延伸的手段与空间”，现代性中无论是自我面对困境进行自我反思，在找到突破口后显现出相当的自我修复力，从而能更加科学、客观的在各个单位面前进行抉择。

 

　　（二）新的“顺延”与“广延”

 

　　糖在中国种植生产史可以追溯到于2000年前，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甘蔗制糖最早的两个国家之一。史料记载，唐太宗时期曾派专人到印度学习制糖技术，到北魏《齐民要术》时，榨糖技术相对成熟，蔗糖的产地也相对固定于中国南方。中国文化中用“酸甜苦辣”来形容人生境遇，但千百年来炎黄子孙的饮食口味似乎更专注于“咸”，古训中对于“苦”的箴言贯穿华夏文明，“酸辣”合体或分开则都是某些地区大众狂热追求的味觉刺激。“甜与糖”在人们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世界中的影响力，稍逊于其他体验在普罗大众心中的地位。在西敏司所处的时代与西方文明中，糖的用途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向下和向外“顺延”的社会上层的用途，表现为民众对社会上层对糖的食用方法、烹饪方式的效仿和复制；另一类是与“顺延”相对更多属于独立创新的用途，糖向普通化、市场化，以及必需品的一般性转变即为“广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