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王树铮的“文本生产”与谭振山有所不同。王树铮能够讲述很多关于张作霖的传说，这些传说多属于张作霖的野史轶闻，情节鲜活生动。王树铮青年时期就有把听来的故事动手记述整理的习惯，在记述整理过程中，他总是运用了自己的知识储备，加入一些见解和想象。对于整理成书面文字的故事，王树铮喜欢“咬文嚼字”，常常把整理后的故事文本先读给自己的老伴儿听，老伴儿觉得听不懂或者不好的地方，他就再做修改，大有白居易写诗请教老叟的意味。王树铮认为自己对故事的“加工”与“生产”是锦上添花，对基本情节并未改动，因而他再给别人讲述这些故事时，总是强调这是自己听来的真人真事，借以提升故事的感染力。

 

　　“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在文本属性的界定方面比较复杂。作为民间叙事传承人，何钧佑与其家族前几代传承人具有某些共同特质：都对本民族或氏族的历史文化有较深入了解，有较强的文化自觉意识，具有驾驭、掌控长篇叙事的卓越能力，具有突出的文化传承能力，拥有演述长篇叙事的口才与能力，不仅有书写能力，还都擅长绘画，或者说拥有一般讲述者不具备的视觉展示能力等等。据了解，何氏家族几代传承人中具有绘画才能的不在少数，何钧佑老人便依据叙事情节绘制有50余幅栩栩如生的插图。但是，即使具有上述特质，仍不能就此断定这些长篇叙事是哪位先辈的个人创造，因为这些古老“叙事”的根基与情节发育始终依附着北方民族根基雄厚的文化传统，叙事中所包蕴着的大量丰富的北方民族原生文化元素，当是历史上寻常个体难以驾驭的，也是现代的“写手”无从想象的。对这类文本的属性作出判断，只能把握这样一些依据：这些锡伯族古老叙事所以成为让人惊羡的鸿篇巨制，除锡伯族先民社会的历史等因素为叙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之外，何氏家族先人对这些叙事文本的润饰，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何氏家族前辈多为满汉文化精通、学识渊博的文化人，他们大都在朝廷为官，方便接触各类文献档案，对歌颂本民族或氏族祖先的这些叙事进行加工润色是自然而然的。到了何钧佑这一代，他在讲述或整理这些叙事时，也在不违背原题旨的前提下，对一些情节做了必要的修改与调整，使之更加合理与完善，但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些古老叙事的原有风貌。据了解，何钧佑讲述的这些故事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聚居地区都有流传，当地锡伯族民众对叙事中的情节与人物有一定熟悉，但至今尚未发现有如何氏家族保存下来的如此完整的长篇叙事文本。由于目前还缺乏更为有利的论证，基于何钧佑的“创编”过程以及呈现的文本形态，将其归为“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也不为过。

 

　　以民间叙事的“文本生产”来看，由于每一部叙事都不是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段里生成并完善的，大都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因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许多文本，在其动态的传承历史中，实际上都经历了与世代听众“蓄积性”反应的研磨，文本的本质及主要内容都是紧扣着特定族群的文化传统并符合“在地性”听众的心理期待的。民间叙事的这种“活态性”，不仅表现在文本中的情节、事件可能伴随着每一次具体的讲述而出现某种增删与润饰，还表现为不同时代的讲述者及听众，也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变，对叙事中人物的行为以及历史事件的评判发生变化，而这些都将对叙事文本的生产与演变构成影响。

 

　　笔者认为，在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如何对民间叙事活动及其文本属性作出判断，应该直面真实的“田野”，只要“承”的属性未变，应该允许“传”的形态有别。

 

　　当今多元、包容、多样化的后现代社会语境，不断地刺激和敦促我们摆脱以往的学术想象与研究范式，去努力追求、探寻相对真实的“田野”。近年来的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田野实践，也从不同维度向我们展现了这类遗产所包含的复杂的演述形态与文本类型，同时，这一对象群体内部也存在着种种多元化、非中心化、差异性以及不确定性等特点。笔者认为，立足于动态而又鲜活的“田野”，以往使用的“民间文学传承人”、“叙事语境”、“文本生产”等被建构出来用以学术表述的概念，已难以覆盖我们所关注与研究的对象，更不具有永恒的意义，有必要对其进行拓展和重新界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实践中，应该对近年来的田野实践与学术发现予以充分关注并积极展开思考，进而将这一文化事象所呈现出的多层次、多元化、非中心化、差异性以及不确定性等特点，适时地纳入学术参照与研究框架，以推动相关研究更接近于事实本身。

 

（文章刊于：《文化遗产》2014年第3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