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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间笑话是一种颇受人们喜爱的民间叙事类型，材料丰富，有广泛的现实基础。但是它却一直被学界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众，研究工作相对薄弱。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学者们致力于探索笑话文本背后跨文化的普遍规律，对笑话的地方属性不甚关注。文章从“笑话圈”的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广泛流传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笑话资料，探讨笑话圈形成的区域基础、精神内核、交流符码、本体特征，以及笑话圈的变迁和意义。
关键词：笑话；笑话圈；地方传承；超时空性
作者简介：王旭，女，山西太原人，生于1987年。2016年获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博士学位，2017年进入山西大学文学院工作，主要从事民间叙事、民间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在《民族文学研究》《民俗研究》《青海社会科学》《文化遗产》《民间文化论坛》《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代表论文有：《论“民间笑话圈”》《从“笑话研究”到“笑话学”：基于研究成果的分析与展望》《从知识到经验：民间文学体裁观的跨越》等。
一、“笑话圈”概念的提出
民间笑话（以下简称笑话）是能够引人发笑的民间故事。由于它多取材于生活的片段，所以形成了体形短小、人物很少、情节巧妙的特点。与神话、传说和故事等散文叙事体裁相比，笑话一直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众，备受学界冷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笑话却十分兴盛。它贴近生活，包容了生活的诸多方面，人们通过“笑”的手段，有效地表达着思想情感和对世界的认知。因此，对笑话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笑话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文学—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学者们通过对书面文本的解读，分析笑话的语言特点、语用方法、艺术风格、幽默机制以及文本内容所反映出的社会文化内涵。这些研究为笑话本体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宝贵经验，自有其合理性。但是，这也反映出一个共性问题，即学者们把笑话假设为一种跨文化的存在，希望通过各自的理论视角探索出笑话的普遍规律。事实上，笑话受到很强的文化限定，具有地方属性。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经验有力证实了全人类喜剧表情的丰富性，有些族群笑得轻松，他们大笑着滚过地板是很正常的事，有些族群则很严肃，只用“咯咯”浅笑来表达他们对笑话的欣赏；很多中国人听到外国笑话时不觉可笑，现代人对古代笑话也不太感兴趣。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是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从这个层面上讲，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思路能够使我们更多地关注笑话的实际生存状态，理解它在特定地方社会中的功能和意义，重新认识以往的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笑话的地方性而展开的。这里所指的“地方”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空间界限，而是具有文化同质性的时空范围，大致等同于弗里茨·格拉伯纳（Fritz Graebner）的“文化圈”。“文化圈”是指特定区域内物质、社会和精神的各种文化因素之间都具有某种共同的文化特质，并且，这种文化特质在该区域内具有普遍性和标志性。由于笑话只是文化范畴中的一类，为了使研究更具针对性，本文在借鉴“文化圈”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笑话圈”的概念。
“笑话圈”是指一个特定地方社会中的人们，基于共同的言语方式和群体气质，达成了对具有某种特质的笑话的偏爱与对笑点心照不宣的理解，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笑话讲述与传播的时空区域。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群的流动和文化的交融，笑话圈可以突破空间和时间，产生扩张、位移和变异。因此，某种程度上讲，笑话圈也是跨区域、跨时间的，它虽然强调文化的时空性，但是其边界却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
笑话圈的概念主要包含三个划定指标：一是共同的言语方式。人们凭借共同使用的言语符号，进行经常地、有规则地交流，并根据语言运用中有实际意义的分歧，区别于其他言语共同体。这种社会群体内部共享的信息传递符码，使人们能够体会到其他言语共同体所不能体会到的笑点。二是相似的群体气质。人们养成了相似的性格特征、思维习惯和对世界的基本认知，笑话是这种群体气质的一种表现。三是稳定的笑话特征。在特定区域内，笑话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已经在语言、内容、结构等方面形成了稳定特征。这三个划定指标均产生于特定区域的自然和历史人文环境之中。
概言之，自然和历史人文背景是笑话现象普遍发生的区域基础，相似的群体气质是主体基础，共同的言语方式是语言基础，笑话讲述的稳定特征是本体基础。只有同时满足以上基础条件，一个典型意义的笑话圈才得以形成，笑话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才能获得人们的理解和认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变异。本文将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讲度较高、影响力较大，且分别代表“机智”和“憨傻”两种类型的维吾尔族阿凡提笑话和汉族万荣笑话为主要材料，对笑话圈的几个核心问题分别展开论述。
二、自然与历史人文背景：笑话圈的区域基础
文化发生学认为，不同人类群体的文化之所以千差万别，主要源于对自身所处环境的认知、体验与磨合。正是基于特定区域的自然与历史人文背景的差异，才产生了极具地方属性的言语方式、群体气质和笑话讲述传统，形成了带有特殊文化标记的笑话圈。所以，考察地方社会的自然与历史人文背景，是讨论笑话圈的第一步。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民族和区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笑话圈，比较典型的有新疆“阿凡提笑话圈”和晋南“万荣笑话圈”。说起阿凡提，人们脑海中便会浮现出那位头裹蓝色缠巾，身穿白色袷袢，束着腰带，背朝前、脸朝后，倒骑着一头小毛驴，漫游在新疆各地的维吾尔族男子形象。关于阿凡提的笑话，广泛流传于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多个民族之中，早已深入人心，这与当地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模式密切相关。新疆是丝绸古道的必经之地，在往返于古道的漫长旅途中，新疆小毛驴是最吃苦耐劳、经济实用的交通工具，游牧者、狩猎者、迁徙者、经商者、朝拜者等身分各异的旅客们骑着毛驴，讲述各种奇闻异事来消磨时光，缓解旅途的艰辛和乏味。只有在这样的生态环境和民风旧俗下，才能孕育出阿凡提骑着毛驴、四处游历的人物形象。另外，宗教信仰对阿凡提笑话的内容也产生了深刻影响。10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之后，逐渐涉入到维吾尔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历史上的新疆，以教长、阿訇、喀孜为代表的宗教统治者和国王、伯克、巴依相互勾结，残酷地压迫和剥削普通劳动人民，因此，阿凡提笑话中出现大量反对宗教统治者的斗争笑话。
与阿凡提笑话相比，汉族的万荣笑话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生成语境。万荣笑话最初主要流传于晋南万荣县西部，即今天的荣河镇一带。虞荣河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汾河与黄河交汇处，晋、陕、豫三省交汇区，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黄土中含有大量矿物肥料成分，为谷物的生长提供了丰富养料。这里气候适宜，水草丰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形成发达的农业生产和农耕文化传统。农业的不断发展带来了村落人口规模的扩大。金元时期，陕西、河南一带战争频繁，饱受战乱的民众迁徙涌入相对稳定富庶的晋南地区，荣河当地人口也急剧增长，土地生产力不足，民众大量砍伐中条山、吕梁山等处大片森林，大规模垦荒。到了明清两朝，长时期的轮番垦荒和滥砍滥伐致使森林草地被破坏殆尽，影响了生态平衡，气候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荣河县志》载，明清荣河地区黄河水灾和旱灾频发。其中，旱灾尤甚，多发于春秋两季，且旱蝗相继，岁歉时有发生。明成化二十年（1484）、崇祯十三年（1640）、清光绪三年（1877）均出现“室内鼠绝，人相食”的惨状。于并且，荣河地处黄土高原峨嵋岭台地，地势较高，土厚水深，地下水资源奇缺，人畜饮水困难。
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给荣河人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困难。首先，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将他们捆绑在固定的土地之上，对土地的依赖使他们安土重迁，自给自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族伦理为社会秩序，以乡贤士绅为地方权威的乡土社会，使民众安居于乡土村落。生产与生活的双重束缚，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和思维，养成了务实、保守、勤俭的民风。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很多是直觉式的、经验性的，缺乏探寻事物本质规律的能力和认知，常发生南辕北辙的错误。其次，土厚水深、天灾不断的境况，一方面促使他们很容易在头脑中形成自然恩赐的幻想，为了减轻生活的困苦，他们修建了土地庙、天神庙、商汤庙、池神庙、井王庙、药王庙、牛王庙、后土庙、观音庙等众多庙宇，涉及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构建起复杂的民间信仰体系。另一方面，又迫使他们必须苦中作乐，降低繁重劳动的痛苦。面对问题，他们总是有一套自己的解释方法来自我安慰，形成了性善诙谐、滑稽多智的性格特征。在这样的区域环境中，万荣笑话以农耕文化传统为基调，表现了乡村日常生活的片段，反映了普通农民的言行特点和幽默方式，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可见，不同区域基础之上生成的笑话讲述现象之间，存在迥然相异的风格和特征，明显归属于不同的笑话圈。
三、群体气质：笑话圈的精神内核
笑话的最终目的在于引人发笑，要求讲述者与听众之间能够达成对笑点心照不宣，这才能产生笑的结果。这种所谓的“默契”建立在相似的世界观、文化修养、民族特点、生活经历之上，因此，笑话的讲述者和听众不仅是单独的个体，而更像是一个想象的群体，代表着相同文化逻辑的话语力量，具有共同的群体气质。
笑话的内容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笑话中的人物形象也大多是比照特定区域内民族或群体自身的性格和气质建立起来的。维吾尔民族中有句古老的谚语“:幸福的标志是知识。”自古以来，维吾尔族便非常重视知识，崇尚智慧，认为只有拥有知识和智慧才能获得幸福。这种传统的智慧观和幸福观也成为阿凡提笑话的精神内核，塑造出机敏睿智、善于雄辩的阿凡提形象。其实，在维吾尔族民间，男女老幼都热情开朗、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其中更不乏能言善辩、富有智慧的机智幽默人物，如毛拉再丁、赛来恰坎等，他们是实有其人的民间笑话家，是阿凡提的生活原型。可以说，阿凡提笑话所具有的幽默风趣，又长于思辨、富有哲理的特点，实际上是对维吾尔族民众群体气质的一种箭垛式的集中体现。
万荣笑话所反映的群体气质则截然不同。“打碎瓦罐还高兴”，这就是万荣人的思维。周边村镇的民众都知道，万荣人“与众不同”，带有一股“zèng气”。这种群体气质至少包括三种表现形式：第一，思想与行为带有傻气，有“痴”“楞”“蠢”等贬义。在外人看来，万荣人经常做一些违背常识、违反常理的事。例如，一个万荣人怕摇坏扇子，便把扇子插在墙上，脸对着扇子左摇右摆；路人踩了万荣人的田地，赔礼道歉后准备按原路返回，不料万荣人更生气了：“你都踩了一次了，还想踩第二次？你站着别动，我把你背出去！”这些行为都不合常理，与约定俗成的惯习相矛盾，显得憨傻可笑。第二，倔强、执拗、争强好胜、不服人。两个万荣人在独木桥上顶住了，互不相让，直到日落西山，孩子前来叫两人回家吃饭，一人说“告诉你妈，爸今晚不回去了。”另一人说“告诉你妈，爸这辈子都不回去了，让她改嫁吧！”类似的笑话很多，展现了万荣人倔强、不服输的性格。有时，过度执拗会使他们显得蠢笨，但正是这种执拗和韧性才使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生存。第三，藏智显愚、巧言善辩。面对问题，万荣人总有自己的化解方式，看似不合常理，实则聪明机智。有一次，戏班子唱戏，很多村民没钱买票，一个万荣人用竹筐担水，滑稽可笑，引得众人围观，戏园里空无一人，戏班子只好撤了卖票桌，免费表演。愚还有一个万荣人推车下坡，不小心碰了人，此人出言不逊：“你没长眼吗？怎么往我身上撞？”万荣人答道：“你才没长眼呢！你不看看，这大坡上只有你一个人，我不撞你撞谁？”虽是讲偏理，却体现了万荣人的反应机敏和能言善辩。
通过具体的行为表征可以看出，万荣人的群体气质具有鲜明特性。一方面憨傻、执拗、蛮干、认死理，经常弄巧成拙；另一方面机智、善辩、勤劳、不服输，时常大智若愚。“正—反”两面构成了万荣人复杂和矛盾的群体气质。其实，这些表现形式只是群体气质的外在显现，本质上，群体气质是特定区域内稳定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是文化心理的反映。“zèng气”本质上是错位、逆向的思维方式，努力征服自然、改造客观条件的价值取向和极致化的行为模式。如果不具备笑话圈所共有的群体气质，便无法产生相似的群体认同，因而很难捕捉笑点，理解“zèng气”的真正含义，甚至会将其简单等同于憨傻蠢笨，导致人们的“社会类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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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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