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处理好“民族”概念的翻译即可使问题迎刃而解
从以上分析看，“民族”和“族群”两个概念的真实所指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重点考虑翻译用词问题。
由于西方学者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几乎都带有早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幼稚思想，因此往往把民族与国家相联系。西方学者认为民族是后农业社会、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而中国数千年前就有了“族类”的文化分界意识，因此如何认识文化群体，我们应有自己的标准和词汇。
马戎先生的担忧是，我们把“民族”说给外国人听时，他们容易误解或搞混，才出现了对外翻译使用“ethnic group”，以及“minzu university”的现象。而我认为，只要外国人把中文学好，就不会出现对译错误。我所见过的那些精通中文的外国人，大多将中国的“民族”翻译成“people”或“ethnic group”，他们甚至比我们更加注意在不同地方使用不同的“民族”概念词汇。他们绝不会把中华民族翻译成“ethnic group”，也不会把56个民族翻译成“nation”。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翻译的问题，是迎合西方的概念内涵（担心外国人看不懂），还是主张自己的概念内涵。
长期以来，我国在“民族”一词的英汉互译上有不确切之处，造成一些概念混淆，探讨和解决这个问题是必须的……梳理这些概念所进行的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中文的每一个词汇在外语中不一定都有对应的词汇或必然与外语中的某个词有着内涵和外延上的绝对一致性。汉语“民族”一词尽管是早期外来语，在初期使用时与西欧语言中“nation”的含义一致，但在以后的长期使用中，具有了自己的有别于西欧语言的内涵与外延。并不是说西欧语言没有的概念或没有区分的概念汉语就不能有。把汉语中约定俗成的概念轻易改变，也许更符合西欧语言词汇的内涵与外延了，却会在汉语中造成新的概念不清。
尽管朱伦先生对“跨界民族”的用词有看法，但他也认为，用族群替换民族，在政治学领域不可以接受，也会造成学科之间用词的不统一，带来更大的概念混乱。他甚至认为，“在对外报道我国的少数民族时，便使用了‘族群’，弃用了‘民族’。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它有悖于我国的民族政策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政治原则”。
必须肯定，马戎先生提出用“族群”取代“民族”的设计，把民族翻译成“ethnic group”是基于个人的理论思考、良好的主观愿望和实际消除概念歧义可能性的价值判断，但从实操层面考虑，我以为有更加可行的路径。
核心概念的更替是一个系统性的改变，如果我们确定使用“族群”，那么就必须系统性地改变各种现行的“民族”称谓，同时让社会慢慢接受这个新的名词。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是难事，但整个国家将要付出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甚至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如果我们只是改变对应的英文翻译，这就容易得多，相关中文词汇只要一以贯之使用下去就好了，仅仅在对外翻译时加以区别即可，其社会和经济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中央民族大学”的翻译就非常可取，它直接使用汉语拼音“Minzu”，既避免了翻译用词问题，也突出了中国特色，更不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概念理解混乱等问题。况且，目前国内许多城市对带有“民族”二字的地名，都已开始使用“Minzu”直接翻译。因此，我建议将中华民族译为“the Chinese nation”，第二层次的56个民族直接译为“Minzu”，“跨国民族”译为“cross-border ethnos”，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六、“和平跨居”是跨国民族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
马戎先生认为“跨境民族”的“提法和与此相关的交流活动已使邻国政府和学术界十分紧张和反感”。这种判断并不符合事实。这种忧患意识下产生的联想，事实上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思考，这与他在面对国内民族问题时一贯提倡的“文化化”的观点相左。
事实上，来自邻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反应并不都是负面的。虽然周边个别国家确有疑虑，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坦然面对现实。周边多数国家并不介意其国内民族与中国境内相应民族所具有的天然联系。范宏贵先生的《同根生的民族》论述了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存在的“跨国民族”联系。该成果在东南亚周边各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多次邀请范先生讲学，泰国王室甚至邀请其举办相关内容的讲座。
坦率地说，马戎先生提出警惕民族问题政治化的观点非常必要，但在具体分析时要有理有据，权衡利弊，不能把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放大，也不能简单弃用“跨境民族”而改用“跨境族群”。
关于“跨国民族”，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它就在那里。“不承认‘跨界民族’的共性特别是忽视其民族心理方面的认同性……是会适得其反的。这决不是赞同民族分离和泛民族主义，只是承认客观现实。只有在现实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给民族分离主义以有针对性的回击。况且，一个名词的改变，或人为赋予某个名词含义具有某种政治、甚至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并不解决实质问题。现代泛民族主义并不会因为我们将‘跨界民族’改称为‘跨界人民’，就丧失要求‘统一’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失去其作为历史文化人们共同体的一致性和认同的基础……因为导致这种（民族主义——笔者注）运动产生的不是词汇原因，而是社会政治与经济原因。”
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跨国民族”问题，我们必须清楚，民族分界线与国家分界线从来就不是完全一致的，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也是根本不存在的。现今世界大部分国家是多民族国家，“跨国民族”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单从理论上分析，“跨国民族”的确存在着破坏现有国家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潜在风险，但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在防患于未然的同时，国家治理应当更多地进行正向疏导，积极构建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国际政治生态环境。
从当今世界主流来看，由于国际共识和国际法的保障，现存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广泛尊重，国际社会虽然仍有强权存在，但跨国民族问题逐渐失去其滋生的法理土壤，任何试图建立“跨国民族统一体”的政治活动，都难有作为。因此，增强统一国家的凝聚力，是各国政府克服跨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手段。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经济组织的形成，也弱化了跨国民族问题的表现。“尽管当今世界跨国民族问题普遍存在，地缘政治日益弱化，族缘政治日益彰显，而且有进一步发展之势。但总的来看，世界人民是要和平要发展的……各跨国民族必须以平等、宽容的态度去理解其他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以自尊、自信、自强的态度去参与所在国的国家历程。因此，世界跨国民族问题的未来发展，只能在现实国际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走平稳发展的道路。”“和平跨居”应当是世界范围绝大多数跨国民族未来生存与发展最正向、最平稳、最主要的选项。
（本文原载于《开放时代》2017年第05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