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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体失忆与乡村复育的使命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群体，都拥有各自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都不会忘记那些体现其集体价值观的往事。因此，集体记忆是保存社会文化的载体，也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纽带。雅各布斯(Jane Jacobs)以爱尔兰的实例阐释了这样的认识。征服者英格兰人为了己利，对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爱尔兰人进行了残暴的入侵、屠杀和压迫。“饥荒”“瘟疫”“战争”和“死亡”残害了爱尔兰数百年。但在这些磨难中，圣经启示录中的四骑士一直未与第五位魔鬼般的骑士“遗忘”会合。爱尔兰人很顽强地记住他们自己的身份，拒绝失去他们宝贵的文化。这种惊人的成就主要是通过民歌这个脆弱的媒介做到的。正是这些哀怨动人的曲子使得他们及后世子孙不至于遗忘过去曾经丢失了什么。相形之下，我们对农耕文明而言，同样处于集体失忆的边缘。失忆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记忆，如果因为一个突发的事件让我们一下子忘却了自己的角色，结果会怎样?虽然肉体生命还在，但是我们的精神已经没有了。不知道自己的过去，就意味着不知道自己的当下，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今天的中国社会恰恰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可怕的处境:这是一个集体失忆的时代，我们失去了乡土，也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根脉。
我们在河北、河南调研时看到，6岁的孩子就离开父母住校了，好像这样他们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到底什么是最好的教育?难道在小学的时候学两句英语就是最好的教育吗?难道在小学里不学音乐、美术就是教育的缺失吗?我觉得跟学外语、美术和音乐相比，孩子们对于乡土文化的亲和感和那份童年记忆才是不可或缺的心灵底色。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每个家庭都有其特有的心态，有其自己单独纪念的回忆，以及只向其成员揭示的秘密。这些记忆不仅再现了这个家庭的历史，也确定了它的特点、品性和嗜好。正是在这个共同的背景中，家庭成员获得了他们那些与众不同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举止做派里都有家庭的影响。6岁就生活在群体中的孩子无法感受父母耳濡目染的教育，这是一辈子的缺憾。中国社会面临的这种失忆危机，在“90后”“00后”这一代人的成长中会越来越凸显。
乡村最可怕的不是某个庙倒了，因为心里的庙还在就可以了。最可怕的是记忆没有了，这就等于我们掘了自己的祖坟。城市中心主义的教育已经让人们忘却太多，让乡村的孩子忘却乡村。在他们的印象中，家乡的青山绿水是穷山恶水。我们走过的乡村学校周边环境都很美，但是问孩子们，没有一个人说美的。因为那些山看得见却摸不着；校园边上就是小河，能听到水的声响却无法触摸。他们虽然生活在乡村，但实际上离乡村生活太远。老师为什么不带孩子们出去?因为有风险，万一孩子从山上摔下来，教职生涯也就结束了。老师从早到晚要看着学生，晚上他们不睡觉老师就别想消停。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焦虑中过活的，这就是乡村教师的处境。我们没有资格责备他们，我们只能说孩子们太可怜，虽然生活在乡村，但那个乡村对他们来说却是陌生的。孩子们对家乡的名人、独特的自然风物真的不知道，已经把家乡那些值得骄傲的历史和人文抛弃得太远。这是我们人为制造的失忆！
村落的养生送死有一套内在的机制为村民所信守，乡村道德的力量更是一条无形的纽带。我们曾请泥河沟几位村民到北京，在农业大学座谈。有个小伙子叫武雄，他在鄂尔多斯开影楼，却一直关心家乡的发展。我们见面时，他的头发理得很新潮，一半的头发剪得很短。我跟他说:“我们要去泥河沟村，你回去吗?”他说:“不行，这头发必须长到两边能剪到一齐的时候才能回去，要不然会被村里老人家说的。”这种乡村礼法对他这位30多岁的年轻人还是有影响的。再往后的一代人可能回都不回去了，村里怎样，与他们无关。正是因为对家庭生活、自然环境、家乡历史和村落礼俗的漠然无知，使得乡村进入到了乡土失忆的时代。那么，要从哪里入手来拯救乡土呢?我在两个田野点所做的工作正是要解答这个问题。
每个人其实都是活在记忆里的。我们的民族活在记忆里，我们个人活在记忆里，没有这份记忆我们真的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明天该如何生活。我的学生在听完我的人类学课之后告诉我，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冲动，那就是回家要去采访爷爷奶奶，要问问外公外婆，让他们讲讲妈妈爸爸的故事，讲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有一个学生说:“每年到年终岁末的时候，我妈妈总要做一件事，擦拭他们单位每年给员工发的一枚纪念币。我一直不理解每年像一个固定节目一样就在那里摆弄，一年一年擦，一直到她退休。听完了老师的这门课程之后，我才知道那每一枚纪念币的背后都有我妈妈一年的生活与记忆。”当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人类学在大学的课堂里应该是一门通识课，应该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一种珍惜自我、珍惜别人的心念。如果对自己的祖宗八代都不清楚，还会对别人的宗祠感兴趣吗?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要培育一种性情，我们想爱别人首先要爱自己，我们尊重别人的生命首先要尊重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每个地区都是有历史记忆的，对一个民族来说更是这样。如果忘却了历史，丧失了记忆，我们的民族就没有希望了。理查德·尼克松有一本书叫《1999:不战而胜》，在这本书中他说道，当有一天，当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看到这里真是胆战心惊啊！如果把慎终追远的观念忘却了，我们这个民族就与没有根底差不多了。
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在《漂泊中的永恒》中讲到，瑶族的祖先世世代代寻找祖居地，战乱时期迫于生活不得不漂泊，等到安静的时候依然要漂泊，还要去寻找他们的祖居地。寻找的是什么?真的就是那么一个桃花源似的地方吗?那是一个民族生活留下来的美好愿景，是一份特殊的历史记忆。一个民族在世世代代的漂泊中，总要寻找到祖居地，那是民族生存之根。而我们今天把老祖宗的东西似乎抛得越远越好，连回头的瞬间都没有了，难道我们这个民族还不是处于集体失忆的时代吗?一个有深度的社会是一个拥有社会记忆的社会，而这份社会记忆需要老一代及我们这一代人肩负起传递的使命。
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乡土重建”，今天台湾有一个词叫“乡村复育”，这也是我们整个田野工作的目的所在。只有这样，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工作才会有学术生命的延续，才会有村落文化的生生不息。我们今天的核心工作就是复育乡村，并将其创生性的力量重新演绎留给后代子孙。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国不可能走完全城市化的道路。人口学家预测再过40年还将有5亿人生活在乡村。有这些人在，乡村就割舍不掉。我们姑且不说今天中国多么富裕，可以通过进口解决生活所需。但是人除了肉体生命之外还有精神上的诉求。当我们回望自己祖先的时候，当我们试图想象那些遥远往事的时候，被虚无的历史，连同那些失落的记忆，会使我们的后辈精神崩塌，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使命太重要了。
我觉得每一次乡村之行都在践行着这种使命。去年假期，我带学生在乡村待了42天。学生为什么愿意跟我下乡?大热天，半个月洗不了澡，每天都要努力工作，还不能叫苦。我曾说，孩子们是被我“骗”来的。我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跟老师下乡吧，下乡会给你的大学生活一个完满的记忆。还会因为你的努力记录一个永远都不会有翻版的故事。如果做得好可以把它出版存在国家图书馆里，等你成为祖爷爷或者祖奶奶的时候，你孙子的孙子还可以在那里看到你在读本科时所做的工作。”其实，我很清楚，“祖爷爷祖奶奶的作品孙子还能看到”，这件事不足以吸引他们。最关键的是，他们在几年的社会学专业训练里培育了一种对学科的感觉，因为社会学的学科视野让他们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存在，所以他们才能够倾注心力来做这件既服务乡村，又增长才能的工作。如果仅仅是一个向度的为乡村做事，而我们的内心是空空荡荡的，那不会有人去做，二者必须双赢。所以田野工作表面上在记录他者，究其本真是在记录我们自己，是在为我们自己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是田野工作的命脉所在。
我们想要复育乡村，给乡村带来活力，应该怎么办?我们一己之力到底能够为整个的乡村复育做什么，我们怎么赋予自己的行动以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这些问题是我们每次出行都要追问和思量的。我最近三五年的乡村之行，虽然无力感常袭心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在往外放气，而是不断地聚集内气。在这个过程中我获得的充盈感和幸福感，超越了我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的伏案工作。这份难以名状的心潮起伏，就是田野带给我的独特思考与心灵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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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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