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合作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哈佛燕京学社将争取到的霍尔基金分配给六所中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100万美元，岭南大学70万，金陵大学30万，华西协和大学20万，齐鲁大学15万，福建协和大学5万。这些学校纷纷组建中国文化研究机构，比如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和专为此事并入的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都设立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新建机构与校内已设的同类组织并行不悖，如金陵大学另有国学研究会和文学院国学研究班，但中国文化研究所又是一班人马。作为该所研究员，贝德士承担了“外人关于中国文化之研究”的题目，编出《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福建协和大学受益的则是福建文化研究会（后改名中国文化研究会），该会之所以发展顺遂、成绩显著，霍尔基金的支持功不可没。会刊《福建文化》上发表了许多民俗学论文。

　　类似刊物还有《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Studia Serica）和《齐鲁华西金陵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民俗研究的文章不多，但前者登载了刘咸的《亚洲狗祖传说考》和贺登崧《察哈尔省万全县的狐突神》，后者有徐益棠《广西象平间傜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杨汉先《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斯维至《殷代风之神话》等。

　　获得基金资助的学校须向哈佛燕京学社提交研究计划、阶段性报告，接受后者监督和审查。在哈佛燕京学社的统筹下，各校中国文化研究协同发展，彼此最新动态的交流也更迅捷。比如燕京大学会收到《华西、福建协和大学、金陵、齐鲁大学国文学系课程纲要》、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工作近况等。福建协和大学向哈佛燕京学社送出年度报告后，时任社长叶绥夫致林景润校长函（1935年12月6日），称赞协大的报告“好极了”，但对协大课程及研究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并将其他基督教大学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转给福建协和大学参考。

　　中国文化研究热对于教会大学的民俗学发展是一柄双刃剑：一来它将中国民俗研究囊括在内，为后者提供了资金、人员方面的助力；可因为“中国文化”的范围过于宏阔且以经典文史为重，本就身在边缘的民俗学的地位反而更加岌岌可危。如福建文化研究会扩大为中国文化研究会之后，民俗的内容便少得可怜，再不见早期的繁荣了。

　　无论是个体的教学与实践，还是团体合作，这一阶段，教会大学为中西民俗研究的交流互助提供了最好的平台，而之前西方研究者们的作品此时也接连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比如戴尼斯的《中国民俗学》被发现；西人所编“中国童话集”，赵景深读到五种，并逐一写了评介文章。

　　四、互动及影响

　　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及双边互动远比我们曾经以为的要多，这些互动和影响应该放在国际汉学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学术界对国际汉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著名学者个人，且不少出于留学因缘，如冯承钧之于伯希和（Paul Pelliot）、杨堃之于葛兰言，郑寿麟之于卫礼贤。但始自1920年代末，大学里陆续开设具有汉学史性质的课程，如1929年辅仁大学史学系的“西文汉学书阅读”；1930年暨南大学的“近世域外研究中国文学情形”；1931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刘半农讲“欧文所著中国学书选读”等。1937年陆侃如说：“‘汉学’现在非常受人的重视，各学校都列入专门的课程，如清华大学考取留美学生时，题中常有几个关于‘汉学’的，如没有看过高本汉（Karlgren）的书，就不能考取留学。北大设有专科，对欧洲或日本的‘汉学’研究皆由专家来讲。一种学问既设了专科，内容一定很复杂，必须对它有基本的常识。”

　　于是出现索引式的汉学著作，如金陵大学贝德士的《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和王古鲁的《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日人所写的汉学史也被翻译过来，如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这些都具有文献目录整理的性质，还每每夹带民俗学方面的信息：贝德士的书收入许多篇民俗学论文不说，即以《欧人之汉学研究》为例，书中介绍了马若瑟的《书经以前时代和中国神话研究》，且附录是岩井大慧所著《研究东洋史者必读的欧西书》，其中提到“德兰”（即禄是遒）的“中国迷信之研究”和“华基”（即戴遂良）的“中国的信仰及哲理之变迁”。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人对国际汉学的研究在沦陷区仍有一定发展，如梁绳袆的《外国汉学研究概观》、王静如《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唐敬杲的《近世纪来西洋人之中国学研究》等。同时法、德等国的汉学家聚集北京，创办研究机构和刊物，与中国学者往来频仍。就民俗学界而言，中法汉学研究所是大家都知道的，杨堃负责其设下的民俗学组。该组在神祃、年画、照像资料之搜集整理与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还曾纂辑风土全志，编制民俗学分类表，并为西洋研究中国宗教信仰的巨著如禄是遒的《中国迷信之研究》和高延的《中国宗教系统》制作通检等。

　　作为国际汉学的一个分支，西方现代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成果藉由国人对汉学的瞩目一并传播，汉学机构或刊物在中国的创设则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人事、学术上的羁绊。

　　本土和西方，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这两条若即若离的线索时有交集，互为映照。第二条线以及二者间的互动，此前之所以一直被忽视，主要受材料掣肘：文本散见各处，若不专门搜集便很难注意到；且外文居多，又平添了语言的关碍。但其实许多乍看孤立的事件，细细寻来却往往能找出一些牵动周边生态的蛛丝马迹。

　　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翟孟生的《中国民俗学三讲》为例，这本1932年由北京San Yu Press出版的书，主体内容为翟君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三场民俗学讲座的底稿。钟敬文说“此书，大概当时印数不多，流传不广”，理由是日本学者松村武雄三十年代前期曾编纂《中国神话传说集》，《导言》介绍西方学者的中国民俗研究时并未述及；当时住在北京的民俗学者，如周作人、江绍原、顾颉刚诸位，似乎都没在他们的著作中提过此书；钟敬文本人二三十年代颇留心搜罗同类著作，但对于这部书，却是1949年夏到北京后，才在东安市场的一家旧书店里发见和购得的。——据其描述，该书似乎寂寂无名，影响甚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成书当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欧阳采薇作评论推介之，先是分述各篇内容——依次论及中国的“灰姑娘”、狐妻和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末了称“全书文笔流畅，隽永有趣，间复分条疏证，解释详明，每用比较方法，参证西方故事，以研究中国传说。当此盛行比较文学时代，此书亦颇矫矫不群也。……余谓此书行世，不惟西方人士研究汉学者得其裨益，即吾国有志研究古代传说之士得而读之，亦足以汇合中西之文学而欣得异闻也。”燕京大学李安宅写了英文短评，称赞“这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可以激发中国学生对民俗学的兴趣”。1942年，他与林语堂多次通信，探讨有关中国灰姑娘问题，可见遗响。西方学者中，萧洛克认为翟著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胡适《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一文的译介；瓦萨学院的Martha W.Beckwith则指出：翟孟生的发现固然有趣，其比较却流于一般化，没有落到更具体的事件和语境上。——可见事过留痕，虽有无数人物和文章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但也有不少幸存下来，只是深埋故纸堆中，等待被发掘。

　　建构并书写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便要经历这般探赜钩沉、披沙沥金的漫漫求索。惟有本土与西方的发展线路都得以充分呈现，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史才会如钟敬文所说，是真正意义上“包括本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的研究在内”的民俗学史。

　　（文章刊于：《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注释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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