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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如何展现、证明她们的“功”呢？很简单：客人来“问事”就帮人“看事”，把来客的“事”给“拨拔”清楚，然后帮人“办事”，把“事”给解决掉，除此之外，一切都是不必要的。不论是J、D还是其它几位S村的师傅都深明这一点，所以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会在平常时以奇特的言行举止、装束或居室布置去包装自己，制造任何神秘的氛围，也绝少对来客多谈任何来客所问之事以外的话题（事实上，访客极多的J根本没有时间与来客闲谈），他们外显出来的神秘性或许仅限于在看事、办事时的一些小动作――如J通常会在接待来客专用的桌上的一座很普通的瓷质观音菩萨像前点上蜡烛，并在看事过程中低着头、左手不断以大姆指掐食指，而D通常要端坐或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站定、两手虎口相交抱好，显出开始运气的样态。
“看事”就是找出“事”的原因，它当然是“办事”成功的前题。在S村，师傅们通常将“事”的发生归咎于这五类因素：第一、有“仙”――如长仙（蛇精）、圆仙（乌龟精或鳖精）、狐仙等等妖怪――在“闹”以要求当事人供奉；第二、有当事人亲族或邻居的鬼魂在“闹”以向当事人索要供奉；第三、家宅或祖先坟墓的风水有问题；第四、办重要的事情（如出丧、远行、开业等等）时选错了时间；第五、在与神、仙、鬼打交道时“不地道”，或者是贡品的数量、质量未达到要求，或者是该还的愿没还，或者是发生了仪式上的错误。J与另外两位家传的师傅相同，比较偏好用祖先的鬼魂作祟（第二类因素）来解释问题，这招致了自称属于“佛门”的D的抨击（虽然他也承认他所练的气功功法全出自道家，所以他有时也自称“道门弟子”），认为她们这些属于“香门”的师傅“走阴劲大”，有破坏亲族和谐之嫌，D本人相对的比较倾向于用妖怪作祟（第一类因素）来解释问题。但除了这一点偏向稍有不同外，他们都会相当平均地提到另外三类因素。
把“事”给“看”清楚了，也就大体上决定了接着该怎么“办事”。第三、四两种因素导致的“事”比较单纯，风水有问题就调整风水，时间弄错了就备贡品、许愿以祈求神明出面帮助禳解。若是第一、二两种因素所致的话，就复杂得多，师傅要面对至少两重考验：先要“点对”（也就是确认）在“闹”的究竟是谁，然后是要代表当事人跟闹事者谈判解决之道。实际上，一“点”就对的案例不是很多，村民们往往要寻访过好几位“师傅”或者找同一位师傅看过好几次、耗费不少香纸贡品之后才终于“点对”，而“点对”之后，要让闹事者满意而停止骚扰当事人，又得经过一番波折，由此可以想见一位师傅的功夫高低是何等重要的变量。
无论“点”得对或不对，师傅们给出的解决办法通常有这三种模式，一是“送送”，即当事人马上用纸钱、香、食物等贡品（以纸钱为最多）在指定的地点方位烧化，意思是请闹事者拿了东西赶快离开，别再骚扰当事人，这通常用于亲族的鬼魂作祟的情况；二是许（愿）∕还（愿），也就是期约交易，这既常用于趋走亲族的鬼魂也屡用于趋走各种“仙”（即妖精鬼怪）；三是“立堂”，这是最严重的解决方式，通常只有在当事人“闹”得很厉害、被“玄病”折磨得很严重――当地人的说法是“某某仙占了他家的仙位”或者简单地说“他给某某仙占着”――的时候才会用上。“立堂”基本上意指当事人在家中某处设立一座神龛，除了准备场地桌子等对象外，“立堂”由这三个步骤构成：一是“拉单子”，即由“点对了仙位”的那位师傅为当事人书写神龛上供奉的纸质牌位，牌位上列出的神佛名号从七、八个至十数个不等，包括了“占了他家仙位”的那些个仙以及那位“点对了仙位”的师傅“在圣中的师父们”――也就是与师傅及当事人“有缘”的各路神、佛、仙。二是“拜会”，也就是设宴款待追随那位主持“拉单子”的师傅的徒众们，事实上，通过“立堂”，这名当事人也就被认为是该位师傅的徒众之一，所以“拜会”也可以算是当事人与众前辈们正式见面的入门礼。三是日常的进香、上贡，这方面并无任何一定的规矩，只能说有立堂者基本上都会在重大节庆时在神龛前进香、上贡，也多半会在节庆时到师傅家拜访送礼、参加同门家里的拜会活动，甚至与同门结伴去外地朝圣进香等，但平时则完全随兴，其仪式表现低调到几乎难以察觉。重点是：不论采取以上那一种解决模式，“办事”成功与否还是取决于师傅的“功夫”的高低――姑且不论功夫低的可能会“点”错而让一切的努力白费，就算“点”对了，功夫不够高的师傅依然因为没有威摄力而无法让“闹事”的鬼或仙遵守约定停止骚扰当事人。
正因为“功”是如此之关键，所以那些从被“占”或被“闹”的经验而与师傅结了缘、立了堂的村民当中对这一“背面”的世界兴趣特别浓厚的人，就会认真的以徒弟的身份跟随师傅“练功”。而“练功”的最初基础阶段，就是学“唱”――不是唱像基督教的圣歌或《三宝赞》那样的宗教歌曲[8]，而是以类似民谣的单纯曲调即兴哼唱出具有预言性质的词句，这些歌词直白通俗，且基本上都是以“道会门”经卷所惯用的‘三字–三字–四字’的格式编成[9]。据一些徒弟的解说，这种“唱”不是唱者本人自主的创作，而是被动接受“圣中的师父来递话”所致，所以学“唱”不是在练习即兴创作，而是在锻练学者接收“圣中的师父递话”的灵敏度和传真度，此外，据说集体练“唱”的效果比个别练习的效果要好得多，因为集体练习时学者间会彼此交感，听别人“唱”会使自己更容易接收到“圣中的师父递话”，所以这种“唱”又称为“传功”，因为单是聆听也能增强自身的功力，使自己更敏锐。
然而，随着功夫愈学愈深，在学“唱”阶段同门之间的那种和谐的、交感的“集体成长”气氛就愈淡，功夫造诣愈高、与别的师傅的门徒接触得愈多，竞赛就愈成为练功者们（当地称之为“半路人”）的世界里的主旋律，终至在他们成为自立门户的师傅时，把他们培养成时时戒备准备迎接挑战、与人“斗法”的一个战士，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三个关键词――“斗”。
事实上，只消稍微深入一点去考察便可发现“斗”或者“竞赛（agon）”的动机并不限于师傅与半路人的世界[10]，而是弥漫在整个S村的“迷信”世界里，所有涉入这一场域的人都以某种方式围绕着“斗”而起舞，或是斗人，或是被斗，或是身为在旁边吶喊的看客，或是担任裁决胜败高低的判官。为何这样说？因为“斗”自始至终都做为一项不可避免的构成原素融汇在那背面的社会里：首先，撇开相对较少的生命阶段危机（life-cyclecrises）和意外伤亡的案件以外，做为构成这一背面世界的原质的大部份的“事”都是不折不扣的冲突或竞赛――与社会流动有关的“事”讲的是学业和事业上的竞争，涉及家庭亲属关系的“事”讲的是世代间、男女间、姻亲以及血亲间关系的冲突，而拒斥进入预设社会角色的那些“事”讲的是个人的自我认同与社会文化建制的冲突。其次，赋予上述原质（事）以某种形式从而将之纳入某种独特的演化过程――这套加工和演化过程就是那一背面的世界的风格化体现――的“功”，只不过是“看事”和“办事”的工具而不是“事”的诠释者，所以它从来得不到对现象下判断的权威，而总是被村民们以自己所认定的短期、直接可见的后果为基准来加以判断，下判断的权威总是掌握在村民自己的手里，这就意味着“功”总是处在村民之间的诠释竞赛之中，一位师傅的功夫的真假和高低永远逃不了村民的自主判断和争议。第三，“功”的提供者一向很多，而且这些提供者之间没有任何固定的、建制化的竞争约束机制，因此一旦走出师门面对社会，即便是师徒之间、同门之间也都会为了争取较高的声誉而主动或被动卷入竞争状态，更不用说那些没有师徒、同门关系背景的人之间了，而当这种竞争升高到一定程度，就演变成敌意明显的“斗法”。
其实，像上一段那样把“斗”表述为“迷信”世界的一项免不了的构成原素恐怕有失真之虞，因为这似乎暗示“斗”是一个“必要之恶”，是个人人都想回避但却回避不了的东西，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它是S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是让一些人从偶而涉足的旁观者渐渐变成场中玩家的核心动力之一，也是“迷信”世界能够博得群众注视的目光的主要吸引力所在。其实，如果没有村民们对于亲戚邻里家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怎么找人看、谁看对了、怎么办的、办的效果怎么样…等话题的热心传播、议论和辩难（当地人把言词上辩论或吵架也称为“打架”），如果没有村民们对于评论这些师傅和半路人的功力高低的热衷，如果没有那些师傅之间和半路人之间斗法的掌故供给村民们做为谈资，这个“迷信”世界就算不消失也会极度萎缩。至于亲身投入学习功夫而成为半路人，可以说是一般群众观“斗”和论“斗”的热情的进一步延伸，事实上，如前已提及的，她们之所以与师傅结缘以至立堂，往往缘起于因为“玄病”而“闹”得厉害，这也就意味着她们多半有主动挑起冲突、打破既定秩序框架――也就是比较敢斗――的资历，而当她们成为半路人以后，她们不但普遍热衷于参加一般民众的街谈巷议，在其中担任引言人、主评人并伺机发掘让自己练练手的案例，她们更普遍积极参与朝山进香庙会的活动去会会同行、与同行“切磋切磋”，藉以考校自己功夫的境界，换言之，这些庙会活动就像一场运动竞赛，是做为运动员的那些半路人较量功夫的场合，当然也是她们瞻仰明星运动员（已成名的师傅）和结交同行朋友的场合，同样，就像运动竞赛是激励运动员拼搏锻练的最重要手段一样，庙会活动也是激励这些半路人精进练功的关键，甚至有可能是半路人扬名立万、开始自立门户的机会。至于那些已经自立门户的师傅们，“斗”很可能是干“师傅”这一行最大乐趣的来源，因为她们为人服务所获的唯一的报酬就是荣誉（这可以从她们家里通常挂满了客户送的锦旗、镜子、感谢状等看出），而“斗”当然是获得荣誉的最有效管道之一，所以在她们的口述自传中绝大部份的内容都是她们如何胜过竞争对手，诸如纠正了别人“点错”的仙位、办成了别人办不好的事，还有客人如何不听信她而依照别人的指示去办，结果如何把事情办砸、下场凄惨…等等，却很少提及她们练功的经过与体悟，更几乎完全不碰任何有关伦理、道德、神学、宇宙论之类的话题，很显然，她们已经习惯性地预设了她们的听众对于练功或是心性修为无甚兴趣――这可能也反映了她们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以上的表述或许会让读者以为在S村的所谓“斗法”基本上不过是诠释、评价和预言之间的战斗，也就是说不过是言辞上的交锋，但事实上“斗法”也可能是彻底肉体性的，即藉由身体的动作而非语言文字象征来进行攻防，并被认为不仅能伤害心理或社会声望而会直接伤害到肉体――所以当地人也常用一个描述身体动作的“扛”这个词来表示斗法[11]。让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发生在两个“半路人”R和K之间的故事。R和K都已想要从各自的师父手下出来自立门户，年龄相近的两人又有较近的亲戚关系，人际关系网络的高度重迭意味着两人当中最多只能有一人出头管“事”，于是身为女性的R便通过双方的长辈施压，要身为男性的K退让，理由是“男人可以出外发展，女人只能待在村里”。此外，据K说R随即就开始施法将协助K作法的一众“圣中的仙童”们“送走”，虽然没成功，但却使K身体极不舒服，几乎卧床不起。结果K终于在人情压力下答应退让，可是却在梦中实施了报复。据K说他在卧病期间梦见R的丈夫来强索K的饭碗，K就从仙童的手里接过来一碗陈了多年、早已馊掉的米饭给他吃了，随后不久就听说R的丈夫查出患了胃癌。
第二个例子是前面提过的J与D两位师傅在村庙成立庆典上的冲突。D是数年前S村玉皇庙重建工程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标识着他在“师傅”这一事业上所达到的成就的一个纪念碑，可以想见他关切此事的程度，当然也可以想见心中认为D想“扛”了自己的J在面对此事时的复杂心情。不料，据D说画工没照他的指示，在画玉皇大帝像时没叫D过去看着（D暗示当时这位画工与J已有多年交情但与D才刚认识），直到成立庆典前夕才告诉D已画好了，结果D一看，说：“我早知道我不看着会出事…怎么把玉皇大帝画成秦始皇了！”但时间已不允许重画，只能硬着头皮挂上。D认为这个失误一定会惹玉帝不快，所以便告诫庆典筹办者和香客们在第二天庆典上的行为举止低调一点，开光完了烧香烧纸就好，避免一切张扬的活动。可是庆典当天，J和她的门徒在烧完香纸之后不听他的告诫，在庙前广场上围了一圈就开始“传功”，D劝阻不成，随即“就听圣中里的师父给我说：“去点一把香，倒插在庙前的大香炉里，她就没话了””D说。于是他遵命把一把香浅浅地斜插进了香炉里，结果J立刻就失了声，回家后喉咙像烧破了般疼痛嘶哑达两个月之久。“到底是老相识，我也不想做太绝，所以没用力去插那把香，如果我真用力把香捅到底，她大概从此就哑了，再也没话了。”D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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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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