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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簿中演出最少的是十二月，共七场，单月家户说书的收入是2190元。最多的是二月，演出十四场，按每场家户说书400元计算，收入约5600元。表中说书价格最高的是白事1800元和庙会1500元，家户各七请书最少的为300元，最多不超过500元，主家一般会给一到两条烟，白事更多一些，是四条烟，表示对参与仪式人员的酬谢。有的主家派车来接，有的自己租车去。价格差别主要体现在盲人曲艺队小组和大组上，小组一般三至五人，仅有简单的乐器，大组有十几人，乐器设备和节目都比较多。另外家户各七、烧纸一天就结束，白事仪式可能需要两三天时间，不但要说书表演，还要器乐演奏，穿插唱歌、舞蹈、小品等节目，所以费用较高。
晋东南一带逢红白喜事等，特别是白事，一般都会请被称为“先生”的说唱艺人在仪式中说书。盲人曲艺队是当地民间礼俗生活的主角，婚丧礼仪中每个重要的仪式环节，都需要说书人引导和组织仪式的进行。艺人不仅说书，而且是承担仪式专家的主导性角色，使仪式表达更丰富的文化内容。在实际的生活中，说书参与到民间礼俗中，循复着这些礼俗仪式，经久传承。作为仪式文化构成的一环，已经远远超越了艺术本身的意义。说书人是礼俗仪式的一部分，在“招亡”“迎供”等仪式中都会有他们的参与，共同推动仪式的进行。说书人参与着传统仪式过程，传统仪式也给说书人更多的礼俗空间，这是一个互助的过程。说书人通过在周年仪式中说孝书，表达后人的哀思与纪念之情，同时给说唱曲艺提供有活力的民俗市场。在陵川，仪式活动是否邀请说书或者音乐队，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衡量仪式是否办得隆重的一个标志,也是别人评判仪式承办人是否孝顺的一个重要标准。
观察说唱曲艺的视角不仅仅是文艺的，而且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盲人曲艺队的互动层次可以看出当下乡土艺术作为“非遗”项目的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曲艺成为乡土认同的重要途径，当其他民俗事象的整体性遭到破坏的时候，曲艺能够及时适应社会的主旋律与地方礼俗演进变化的规律，变得更加社会化，从艺术化走向乡土认同，从乡土认同走向社会关注。这样的社会互动才能更加有效地融入社会发展体系，服务乡村文化建设。以陵川盲人曲艺队的发展来看，就呈现出“社会需求+政府支持+特殊职业教育模式”的传承路径。陵川盲人曲艺队的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46年—1977年
1、1946年—1949年
1945年以后陵川县为了妥善安置和解决县内原说书盲人的生存问题，1946年5月3日，陵川县政府组织24名民间流散艺人，成立盲人曲艺宣传队，简称“盲宣队”，编为4个宣传小组。为了更好地贯彻“利用文化（包括民间文化）来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总要求，陵川县政府严禁盲人曲艺队说旧书和算命打卦的行为，并对其进行革命文艺的全面改造。于是县政府为盲人曲艺队编排反映革命老区人民生产自救、支前参战内容的新曲目，如《解放陵川》《攻打潞安》《孟祥英翻身》等。盲人曲艺队以文艺工作者的崭新姿态，进行革命老区的新文化建设。
2、1949年—196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艺事业全面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盲人曲艺队由于思想和管理上的松懈，一些队员在下乡演出时，暗自进行打卦算命活动。针对这一情况，在1955年文化系统文艺整风运动中，县政府组织文化馆人员对盲人曲艺队培训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阐释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来规范与约束说唱活动的方向，让队员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批评与自我革命1959年-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给盲人宣传队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盲人曲艺队员的基本生活都失去保障，大部分人选择回家，只有少数留守的盲艺人坚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下乡宣传。
3、1966年—1977年
1966年6月，“文革”一开始，传统书目及鼓曲小调被视为“四旧”而禁止演唱，盲人宣传队停止下乡演出，应上级“思想整顿、精兵减员”的要求，保留了正式队员11名，其余大部分人员离队。这一时期主要演出革命样板戏。1970年陵川县文化馆根据革命现代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京剧本，选取剧中重点场次改编成说唱段子，供盲人曲艺队集中学习排练，经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审查后，重新下乡演出。
（二）1978年—2009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引下，陵川盲人曲艺队及时配合政策宣传需求，下乡演出。按照每组5—6人的分组习惯，划分演出小组和演出区域，制定演出场次，规定收费标准。如：在10户—30户村庄演出，每场收费10元；在30户—50户村庄演出，每场收费20元；在60户以上村庄每演出一场收费100元；对于10户以下的山庄则免费演出，等等。陵川县政府特意开专用介绍信并加盖公章，要求全县各乡镇、行政村以及机关单位、企事业团体，每年都要接收盲人曲艺队有偿演出若干场，并按规定收费标准结算演出费。每到一地演出结束后，当地村委会填一张演出卡片，演出人员作为将来演出付酬的证据。演出内容包括演出地点、演出时间、演出曲目、观看人数、当地意见等，由演出小组随身携带，演出完毕后找村委会相关人员签写卡片内容并盖公章，演出活动结束后交由盲人曲艺队专人收存。晋城其他各县也都有类似的曲艺队演出办法。这种政府文化惠民，曲艺巡回演出的方式，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今，相沿成习，成为当下陵川盲人曲艺队收入的重要来源。
（三）2009年—至今
2009年陵川钢板书入选山西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增强了其影响力和知名度。从2008年开始，陵川县盲人曲艺队开始承担部分文化低保村的文艺演出活动。每场演出费用是500元。从2013年开始，费用提高到1000元，负责130个低保村的演出任务，极大地推动了盲人曲艺队的发展。2014年盲人曲艺队争取到50个文化低保村的演出任务，每场1000元。这个费用由晋城市政府承担70%，陵川县政府承担30%。“文化低保下乡”是晋城市政府于2008年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实施的一项文化惠民工程。主要是从晋城市2340个行政村中选取537个文化低保村（贫困村、在贫困标准线上波动的行政村、革命老区村），每年为每个文化低保村演一场文艺晚会。
总体看陵川盲人曲艺队发展的起落与曲艺市场变化，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中国农村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盲人曲艺队也随着一次次时代政策影响发生深刻地转变。创建之初，盲人曲艺队隶属于基层文化部门领导，并逐步结合地方喜闻乐见的说唱曲艺形式，发展成为党的基层文艺宣传和政治宣传的重要阵地。1980年代盲人曲艺队从文化体制内回归到自谋生路的社会需求中，经历了数个高峰和低谷阶段，期间很多经验是值得当下的民间文化传承积极借鉴的。
1979年市场经济渐渐地活跃起来，曲艺市场也逐步发展壮大，随着农村经济生活水平地好转，说书市场变得非常繁荣。原先文化体制内管理的盲人曲艺队，逐步独立外出经营，自负盈亏。各级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很少进行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基层文艺巡演和政治宣传。与此同时，盲人曲艺队下乡演出也面临很多问题，电影、电视的兴起，使得农村娱乐文化选择多了起来，传统说书受到巨大的冲击，很多村庄不再接待盲人曲艺队下乡演出。
另一方面文化系统内响应市场改革，减负放权，很多集体性质的曲艺队相继解散。少数硕果仅存的曲艺队，实质上只是在名义上归当地文化馆管理，其收入开支全由自己经营。火热的说书市场需求和冷清的基层文化管理让很多年轻的说唱艺人纷纷下海闯荡。1985年，陵川盲人曲艺队先后有数位文艺骨干离队，自己组建说唱团在社会上揽活单干。这就几乎架空了盲人曲艺队的核心，最困难的时候，一个说唱表演节目，连演员和乐师都凑不齐，更别说演出经营了。
这种情形下，陵川盲人曲艺队觉得改革刻不容缓。他们积极筹办福利加工厂、盲人按摩，扩大多种经营，改善盲人曲艺队经济状况。改变以往单靠政府支持“文化下乡”演出的思路，将农村演出与市场化道路相结合，积极加强与社会企事业单位的联系。陵川盲人曲艺队主动走出去，为企业、宣传部、环保局、司法局、法院等政府各单位编写宣传材料，说唱曲艺灵活生动，形象直观，成本较低，深受民众的喜爱。所以各单位也乐于和曲艺队合作，宣传最新的时事政策。这一时期，礼俗说书的市场也日渐兴盛，曲艺队还积极承揽如家户隔七、做周年、口愿书、庙会书、红白喜事等礼俗说书，这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经过改革开放之初的阵痛之后，陵川盲人曲艺队最终成功地跨越了社会发展给曲艺文化带来的第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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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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