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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借神会乡：迎神赛会的社会功能
番禺地区的迎神赛会活动中，单个村落的神诞庆典，以酬谢神恩为主要目的，而跨村落的出会巡游则更多地借助神诞节日的象征符号及仪式体系，对内凝聚本宗本族的力量，对外则联合数个甚至十数个弱村异姓，合纵连横，其目的则是抗击兵匪祸患的劫掠以及强宗大族的欺侮。
1.约纵连衡
明朝以来至民国时期，番禺地区除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时期遭受英军、日军的侵略洗劫之外，在承平年代，兵匪祸患，械斗频仍，导致地方常遭遇劫掠，百姓生活动荡不安。在《广东新语》中，屈大均曾记“粤中多盗”。民国年间，县内治安混乱，盗贼蜂起，聚散无常。其中较著名的股匪，有“驳壳会”、贵人初、罗鸡洪、梁猛虎；抗战时期有谢活荣、曹荣（后叛国投敌）、李辅群（后叛国投敌）等，各据一方，霸耕夺产，勒收“行水”及“保护费”等。另外，传统时期，番禺地方社会风气“好勇斗狠”。每年龙舟竞渡，稍有不慎，辄酿两乡械斗。
端阳竞渡，两乡龙船，亦往往互掷玻璃樽，进退击刺，如临大敌，翁与婿，舅与甥，不相让，死伤亦不相顾。甚或酿成械斗，各据险要，互相争夺，而各乡、各族，亦各出其子弟以相助。所有运输、救护、饮食等事，则各乡妇女争任之，各乡妇女无畏缩不前者，亦无阻止其家中男子上前线者，至清末则妇女亦上前线矣。
如此大规模的地方械斗，乡族乃其强大的支撑，乡族甚至为因族中利益而死的族人提供抚恤，此风所染，以致地方械斗累年不息，屡兴诉讼。
械斗既累日不解，或由两造各邀公正绅耆评其曲直而裁决之，或由地方官传谕董事为之劝解而调和之。如两造终不服，则先停战，而控之于官，静候判断。亦有两方既分胜负而再兴讼者，且有斗死多人而绝不报官者。
在地方管制力量局促的年代，禺南地区的民田、半沙民地区，强宗大族拥有丰厚的公尝、族产，拥有共同体认同的祖先、神明以及祭祀仪式体系，可以维持宗族的自我管理与自我运行，凝聚共同体的力量，抵御外来匪患及他族的侵扰。晚晴时期，沙湾、南村、石楼等地的大族，皆有数目不等的团练，团练成员主要是农民，“无事则负耒力田，闻警则操戈御侮。”“其饷则取之乡之富人、大贾，及巨姓之蒸尝，与墟市地产之租税，有司无所利焉。乡中兵食各足。”
此外，明清以来，在禺南地区的乡间，强宗大族多筑高楼，凡遇盗警匪警，乡民相率登楼避乱。高楼“大都是当地群众为防避盗匪抢掠或因宗派纠纷而建，也有一些是地主恶霸，为独霸一方而在交通要道建造的防御性据点。”
与强宗大族相比，那些弱村小族，因积贫积弱，无以累积强大的公共财产，一旦面临外族入侵、兵匪祸患以及强宗大族的欺凌，其生存势如危卵，难以自保。各弱村小族为了生存，只有联合起来，组织共同体联盟，才有力量抗击兵匪祸患和强宗大族的欺侮。
又十乡二十乡歃血连盟。一乡有盗，或为盗之哨探，则同盟诸乡共执而溺之于江，而勿以闻。
明清以来，屈大均所说的诸乡歃血联盟，在禺南地区多以“会”为表现形式。清末民初时期，禺南一带乡村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动荡，兵匪横行，乡族之间械斗频仍，强宗大族欺凌弱村小族的事件时有发生。弱村小族为求自保，便数乡联盟，以神明为共同体认同的象征，结成横跨数村的“会乡”组织。
会乡，其始由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暴凌愈甚，积忿愈深。弱小乃约纵连衡，思图报复。会乡从此起，吞占亦从此起。但一乡之事，尚不难于排解；会乡既多，头绪愈繁，此依彼达，朝三暮四，如治丝而棼之，清釐更弗易矣。
禺南地区有较大影响的“会乡”组织为横跨东环街、南村镇十乡（榄塘、左边、东沙、龙美、樟边、横坑、朱坑、坣头、白沙堡、甘棠）的“关帝十乡会”。旧时，这十乡均为弱村小族，当地有种说法：有女不嫁龙东榄左（龙美、东沙、榄塘、左边），可见这些村落在当地社会地位低下，经济实力贫弱。
关于“关帝十乡会”的来历，村民已无法提供确切的资料。据何威洲先生介绍，明崇祯17年（1644），首先以龙美、东沙、榄塘、左边、坣头、白沙堡六个乡的首脑，就如何集中力量联手对付附近恶霸势力欺压进行商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六乡的绅衿父老正式召集商议联盟，借用白沙堡乡庙作为聚会点，磋商联盟事务。后来朱坑、甘棠、横坑、樟边四乡相继加盟，组成了十乡联盟（十乡会）。各乡决议筹集资金建一间十乡议事会所（十乡关帝庙）。1846年道光年间，经十乡首脑商议，由各乡捐资，于1847年在东沙村坣头乡选址建了一间十乡庙，庙内供奉的是“关帝”神像，取其忠、义、仁。“十乡关帝庙”除供十乡长老议事外，还供各乡民敬奉“关帝”神像。
每年的正月初七为“十乡会”的“接神日”，正月初十为“十乡会”的“会景日”，即绕境巡游，正月十一为“朝神日”，向外界宣示十乡的团结强大。“关帝”神像在当年当甲的乡座镇一年（正月初七至次年正月初七），座镇期满一年由次年当甲的乡到上年当甲的乡接“神”后，安放座镇本乡。当甲乡位列“会景日”巡游队伍的首位，中间则是各色舞龙舞狮、花篮、八音锣鼓等，队尾是“关帝”帅印。在巡游过程中，善男信女候在路边，手里拿着盖印纸轮候“关帝”帅印盖印，盖上帅印的印纸放在家中，村民认为能保佑家人平安健康吉祥。
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期间，“十乡关帝庙”被毁。当地的村民虽无法提供“十乡会”起源的确切时间，但他们的口述皆一致回忆，“十乡会”的缘起皆因他们作为弱村小族，无法忍受附近强宗大族的欺凌，便结盟还击。
以前，榄塘、左边、东沙、龙美、樟边、横坑、朱坑、坣头、白沙堡、甘棠这十条村，都是细小村，土匪经常来洗劫，这十条村就结盟，大家互相救济、互相帮助。一遇紧急情况就敲锣，在田里干活的村民就赶到家里拿枪。据说钟村的土匪有一次去大龙打劫，返程时顺便打劫白沙堡，村民一见土匪，便鸣锣示警，附近朱坑、坣头、左边等村的村民纷纷来到白沙堡助威。我们东沙村虽然村细小，居住分散，但每家每户都有枪，不远不近，一呼百应，土匪不敢近村。
附近的蔡边是三条大村，蔡姓，不参加十乡会。村大，有钱人多，势力大，地主恶霸多，把我们村祠堂门口的田都买掉了。解放后，田地都分掉了，没有之前的势力了。
旧社会有大村欺负小村，大姓欺负小姓的现象，也有地方恶霸欺负小村小姓，比方樟边，有冯、方、杜、朱等姓氏，人口少，受大村大姓还有恶霸欺负，樟边附近的十条村就结盟组织十乡会，抗击外姓。旧时十乡会出会时有一对联：数百年前乡村细小鸡犬不宁遭洗劫，十约结义万众同心齐心协力保平安。
至于什么是“会”，村民有自己朴素的解释：
以前就是地域联合、搞派性、打架。这十条村比邻而居，某条村遇到紧急情况，就鸣锣示警，邻村一听到锣声也应声鸣锣，一村传一村，各条村的人紧急集合前往出事村落。同姓三分亲啊！比如两姓之间有历史恩怨，如果本家有事，附近其他村的同姓就会赶去帮忙噶。
但是，村民都强调，虽然十乡会的起因有历史原因，但现在恢复这些祠堂活动，已经没有旧时的“派性、打架”观念了。
2.庆叙亲谊
旧时，跨村落的“会乡”组织出会扮色巡游活动，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即娱人娱神的同时，村族内部、村族之间的亲朋好友借此机会相互往来，宴饮聚餐，畅叙亲情友情。
清代，今番禺石楼、化龙、石碁等镇的邻近乡村，属茭塘司冈尾社。清朝年间，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洪圣王诞日，冈尾社十八乡举行盛大的“十八乡出会”活动。“十八乡出会”所祀南海神，当地人多称之为“洪圣王”，庙在潭山村冈尾，为扶胥江南海神庙（今黄埔区南海神庙）之离宫。1950年，最后一届“十八乡出会”在苏坑乡（今眉山村）举行，1960年代冈尾庙被毁。
据现有文献及实物推测，自清顺治戊子年（1648）春起，冈尾社十八乡每年轮值，举行“十八乡出会”巡游。康熙四十九年（1710），时任怀仁知县的番禺当地举人邓正蒙撰文，记冈尾社重修南海神祠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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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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