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民俗学论坛公众号邀我写一点和民间文化相关的文字。作为中国民俗学会的一员，我也想为论坛尽点儿绵薄之力。记得自己2007年到大别山后调查罗山皮影戏过程中曾经写过一篇田野札记，可惜我没有找到。以前写的论文自觉不能忝列“青年学者”，恰好我正在草拟博士论文的田野作业题纲，正好在开始新的田野作业之前，总结一下之前的田野过程。更重要的是，我很怀恋之前田野作业的合作者和朋友，或再续前缘，或重新出发。自己硕士研究生阶段虽然在民俗学重镇北师大学习，奈何天资愚钝，理论匮乏，所以这篇田野回顾不过是意到笔随而已，或许其中能有些许思考。

 

　　说来惭愧，尽管我“学习”民俗学学得不好，但“修习”民俗学的确是出自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我在农村长大，生活中处处浸润着民间文化。比如庙会，庙会上的诸神交融、唱大戏的、唱小戏（说书）的、玩马戏的，当然还有摆摊看相和算命的，还有坛里给人看病的，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在2004年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想着有没有关注民间文化的专业，一查还真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尤其底蕴深厚。巧的是，我恰好有一位学姐游自荧考上了北大的民俗学专业研究生，还有一位学长王立阳考上了北师大的民俗学专业研究生。他们能考上，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后来竟如愿以偿。进入硕士学习，我发现我的这种民间文化自觉意识并不代表我就可以学好这个专业。反而民俗学需要有更多样的学科背景和训练，岳永逸老师就是如此。他本来考的是现当代文学，偶然调剂到民俗学，但他的厚积薄发、逻辑严谨、文笔流畅却成就了一位优秀的的70后民俗学家。

 

　　硕士期间（2004-2007年），我有过两次田野作业经历。一次是我自荐参加刘铁梁老师的北京民俗文化志朝阳区民俗文化志调查。一次是撰写硕士毕业论文《康家营子弟大秧歌——对北京近郊一个调香老会信仰基础与组织制度的考察》时，对朝阳区孙河乡康家营子弟大秧歌的调查。

 

　　研一读书读得是晕头转向，虽然相比本科时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还是认真听了课，仔细读了一些书，但待到真的去田野作业，还真有点惶恐。不过当时，我记得人缘颇好的母亲说过一句话：没有请不动的人，没有敬不起的神。我就想，连神都怕敬着，人也不过如此吧，管他什么样的人，敬着他应该没有问题吧。2005年7月，调查朝阳区民俗文化，我负责的是朝阳区麦子店这个区域过去的营生。我的调查任务也就是还原这一块区域连接现在与过去的营生。既然是还原连接现在与过去，那就要找老人，六十岁以上老人最好，即便工作的也退休了，有时间聊天。

 

　　还记得那时天气非常热。尽管我心里很着急想尽快找到访谈人，但我还是不太想通过街道办去介绍，于是就自己溜达着找人。每次去麦子店我兜里都带一盒烟和一个打火机。我自己不抽烟，但我想得尊敬访谈人，平常男人们说话不都是边抽边聊嘛，不吸一颗烟打打气儿，谁把他的闲工夫花到你身上跟你干聊啊。于是，在朝阳公园里、在麦子店的各个小区里来回转悠的时候，只要碰到一个年纪大的男性老人，我就一边嘴里喊着大爷，一边给人家递上一颗烟，点着了，问问人家了解不了解这里过去是干什么营生的。后来在一个修车铺遇到了宝群旺宝大爷，现在我还记得他瘦高个、脸上方下削、眼袋较重、胡子拉碴的样子，肩上还总习惯性地披着一件褂子。

 

　　宝大爷是满族，当年六十九岁，现在八十岁了吧。他是一位个体修车户，小时候随父亲从城里迁到麦子店，开始挑草、卖草来生存，后学修车，直到我访谈他那年修车已达四五十年。他偶尔抽一抽烟，很健谈，在田野作业当中能够碰到一个健谈的老人真是幸运。但和他谈话也伴随着一个头疼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将他的谈话从与调查无关的内容上拉回来。宝大爷跟我讲了很多不平事，我也不好意思打断他，可我又有自己的田野任务，实在没有办法，当他扯远的时候，我就给他递一颗烟，劝他抽一颗，歇歇。他要是不想抽，我就放自己嘴里一颗，然后继续劝，这样他也不好意思不接。他一接我就赶紧点着火，大爷就往嘴里一咬去接我递上去的火，这就抽上了。当然我也陪着抽几口，随即问与自己调查内容相关的问题，这样就把谈话拉回来了。后来的田野作业中，我发现这招挺管用。当然，如果是碰到不抽烟的，还有另外的办法把他（她）拉回来。

 

　　宝大爷给我详细介绍了卖黄土与盆窑的营生，他还给我介绍了跟他住一个小区的杨玉衡大爷。杨玉衡大爷当年八十五岁，现在估摸着有九十六岁了，但愿老爷子还身体康健。当时他身体还很硬朗。杨大爷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民国男性留的那种大胡子，讲起话来两撇胡须跟着一翘一翘的，就像农村里伸在船两侧水里棹船的两块木板，随着棹船的人的手劲儿一高一低地在船上和水里，挺有节奏感。杨大爷是城市低保户，家住朝阳区麦子店枣营北里。他从小随父亲捏小罐，捏茶壶等，捏了一辈子罐，手艺精巧，技术娴熟。解放后，捏盆、罐的都到一块，在厂子工作，因为他回家比较早，没有碰着转正，至今倚靠低保过生活。好在北京不比其他地方，低保也差不多够他的生活了。

 

　　杨大爷给我讲怎么捏罐，他那搂胳膊、扭腰、把手的娴熟架势，瞬间在我脑海里还原，实质上是想象出一个他原来捏罐时的场景，满满地我体会到他们的匠心独运，精益求精。后来再去找杨大爷，我会提一点点心过去，他一个人过生活，家里收拾的蛮敞亮，却透着一股孤独的感觉，有时候访谈完了，我就陪他多坐会儿聊聊别的事情。杨大爷后来送给我一个他捏的蛐蛐罐，老北京人的玩意儿。蛐蛐罐上还刻着一条龙，盖上还有花纹，精巧细致，我非常喜爱。后来，蛐蛐罐被我从北京带到豫南大别山，每每看到他，我都会想起杨大爷，真希望他的年纪永远定格在我访谈时他硬朗的样子。访谈杨大爷后，我又混迹于麦子店各个小区的公共空间。我也像一些老人那样，在公共的健身设施那压腿，滚搓后背，边锻炼边观察比较健谈的老人。就这样，我又碰到了过去开盆窑的退休老人冉玉山和高俊。他们都非常友好地跟我讲了许多我想了解的内容。

 

　　篇幅有限，康家营子弟大秧歌的田野作业（2006-2007年）及后来我到豫南大别山工作（2007-2015年）后的关于皮影戏的田野作业就不在此絮叨了。对于康家营子弟大秧歌的调查，我本来想在吴效群老师他们宏观考察的基础上，侧重规范而精细地做一个个案研究，只可惜随着家事缠身只得作罢。原来我预想的硕士毕业接着读博的计划也付诸东流。我原先计划顺着康家营子弟大秧歌的调查，在博士阶段结合香会做一个与妙峰山媲美的东大山-丫髻山的田野作业。但是世事难料，耽搁这些年，过去的田野作业越来越模糊。但随着阅历增长，田野作业中遇到的合作者和朋友在我脑海中却越来越清晰。康家营子弟大秧歌的老会头特别慈祥，说话轻柔，低调和善，给我介绍了不少香会知识。豫南罗山皮影戏八九十岁的老师傅岳义成见我第一面就拍着我的肩膀笑呵呵地说收我为徒。回望田野是对过去田野作业的小结，更重要的是以此怀恋那些留在我心头深处的人，这或许也是民俗学人的一种永恒的土地与人文情结吧。

 

　　现在回想，虽然硕士阶段我基本没有怎么认真看过介绍田野经验的书籍，但那时候对田野的一些感觉还是值得回过头思考。我一直觉得田野作业一定要接地气，或是带着问题意识去跟别人打交道，有用的就用心记下来，没用的也不让它碍事；或是不带任何理论地下去，就像将一个没有游泳经验的人扔到水里，让他自己扑腾去吧。每当接触一个全新的生活世界，我就不由自主地想了解他们的生活文化，自然而然地就会生出诸多的问题来。至于调查过程中的对话与思考，或许跟每个人读的书籍有关，但调查本身一定不能脱离生活的实感。这也是民俗学、人类学的迷人之处，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尤其民俗学的学术理念更强调要在田野作业的过程中洞察“民”（folk）的生活实感，感受“民”如何依据自己的生活实感进行“俗”（lore）的创造与传承。或许，“俗”与其他文化现象的不同之处，是更多地体现为它浸透着“民”的生活实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