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自我的人类学方法。以上是宏观层面的问题,从微观层面讲,局限也是明显的。由于我们只关注中间的层面,导致缺失了另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自我,即每一个人。人类学的对象是全人类,是存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体,而不仅仅是按等级来划分、取舍的群。人类学关注的人是独特的、平等的和同构的,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特定成员,只有以林林总总、彼此各异之个体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才称得上整体人类学。另一方面,与针对“他者”的外部研究不同,关注个体的人类学属于人类的自我研究,更倾向于人类生命的自我观照。因此,自我的人类学关涉的方法论另具特色,成为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21世纪后人类学出现了一种“身体转向”,关注身体、生命及至灵魂。有很多人在追随。我觉得很多人还只是简单地借用莫斯、福柯的理论来讲政治学意义上的身体。有一些同行则开始挖掘儒家和道家的身体观,比较他们对“生命”“自我”的理解差异。与这些新的研究取向相比,传统的人类学就显得过于外在和皮相,与之关联的方法也就难以深入自我。而一旦开启了有关自我的研究,无疑会有很多新的空间和话题。例如可以比较人类学的自我与佛教的自我、心理学的自我。可以讨论弗洛伊德讲的“本我”“自我”“超我”与佛教“前世的我”“今世的我”及“往生的我”的异同③。对此,我们的人类学又该如何来做呢?有“世俗的我”“神圣的我”“超越的我”这么多的“我”在这里,我们人类学怎么样深入进去?问卷?访谈?还是参与观察?你能自己给自己发一份问卷么?当然也可以。这一点,持有神学立场的人类学家就讲过:神学的发信者和收件人是人类自己[2]。
这是很有意思的,内外循环,体现出人是自己研究对象、自己研究者和自己创造者的完整结构。我们真的要去异邦、外国和去农村、郊外才能研究人吗?即便那样,如果你去往那些“异文化”之地以前,去那些被你认为是落后民族的、要让你帮助扶贫的对象之地前,你对你自己都不理解,你怎么去理解文化,理解别人?举一个例子,前几年青海发生地震,有位内地学生在灾区感到当地的小孩从来很可怜,因为他/她们竟然从没有吃过口香糖。他是真正的感动,发誓要帮助灾区的孩子,方式就是要让他们吃上口香糖。我们要倒过来看,他的不可怜标准是什么?很显然是城市人、有钱人的标准。但是他何以能证明口香糖就代表幸福呢?他或许不明白文化的标准是相对的,在一些城市人眼里体现舒服甚至潇洒的口香糖,在另一种评价体系里价值相反,甚至是不健康和疾病。
所以从微观的层面看,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需要有对自我生命的认知作为前提,那样你才可能去研究“他者”。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作为研究者随着时代的塑造,会带着对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各种观念在不同的时候去到同样一个地方,从而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外面的人带上自己的观念和见解,往往跟内地(里面)的人毫无关系。原因就在于你只看见你想看到的世界,你只能解释你所能解释的世界。但是世界仅仅是因你而存在的吗?显然不是。所以人类学真正的起点是关于自我的人类学,是反省的人类学,是自知之明的人类学。在这个意义上,有关这一类型的方法和方法论人类学严重缺失。
由于现行教育体系的原因,不少学者把与此相关的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以为受过教育获得了博士学位的人就可以去了解他者,解释别人。但是我们看看,学者们解释他者的民族志报告离别人到底有多远。比如研究火把节、招魂歌、研究朝圣仪式的作品,通常会让读者觉得很可笑、很无聊、很愚昧。好,你可以持有这样的看法,但那些“他者”真如你想象和描写的那样愚昧吗?不一定。问题是你对他们生命知道多少?对包括你生命的这个世界知道多少?如果不知或知之甚少,你怎么去做研究?反过来,如果你连自己的生命真相都不清楚,又怎能去描写别人生命的可能性?
三、对东西方已有人类学方法的总结和讨论
第三部分要讲的是具体方法的比较。如果说人类学是一个很成熟的、很宏大的、复杂的学科,那么从开始到现在的历程中,已出现过很多方法。对此,需要我们检讨一下,无论是梳理、汇集、比较,抑或发挥、改造、扬弃都可以。也就是通过总结,对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对照,并从中找出与本土的联系。
(一)采风
采风的方法在人类学里说得不多,因为它不属于西学引进的话语体系。它是本土就有的。人类学倒很难处理这种本土传统。不过它虽说不是由人类学传入的,却又跟人类学很相似,此外还跟另外一些学科,比如民俗学等也相关。在中国,人们往往把民俗学与古代既有的采风——观风辨俗、移风易俗等本土传统相对接。
在文学领域里,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等领域,对于采风的存在意义及其演变,从业者们大多都比较熟悉,并能熟练地掌握具体的采风方法。其他门类中,还有另外两个与采风的方法、技术或范式密切相联系的是音乐和美术。音乐和美术的工作者们追随从古代“观风辨俗”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向底层民众学习、向工农兵学习。音乐工作者的土壤在民间,所以到民间去采风。这样的制度影响到中国新音乐的成长诞生。因为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原创性是很难做到的,大部分所谓的创作其实都是模仿,对民间的模仿。所以采风的一大功能就是模仿,通过模仿,然后提升。包括20世纪全国传唱的《东方红》也并非原创,而是模仿的,模仿原本就很流行的陕北民歌——《骑白马》,《骑白马》模仿更民间的《白马调》[3]。你们去查查看,彼此曲调唱的都一样,只是改了歌词而已。这种把民间原创性的艺术存在和集体传承改造后用来影响社会的采风现象,就是观风变俗。美术也是这样的。中国民间美术蕴藏着太多的资源,农民画、年画、风俗画,等等,很多种类的水平超过专业的画家。后者们到民间去学习、模仿,就把这种过程界定为采风。
但采风这两个字具有居高临下的意味,是由外及内、以高就低的。“风”是什么?从《诗经》的“十五国风”开始,“风”就代表统治者从礼制等级里看待的民俗。也就是现代人类学讲的“小传统”。与“风”相对,则是王权政治的“大传统”,也就是“雅”和“颂”,代表统治及学术层面的大传统,一个道统,一个学统;下面才是民俗行为的“小传统”。所以“采风”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行为,掌握权力的人们下到底层民间去,收一点百姓歌唱,画一些白描图集,而后返回都市庙堂,提升各自创作。这与“写生”都不一样。写生是在自然的面前客观、平等乃至带有崇敬的目光看待和观赏。人是主体,自然界是对象,二者并无明显等级差异。但“采风”却表现出居高临下,雅俗有别。所以采风这样的行为,既是方法论又是价值论,代表着特定的文化观、世界观。
(二)访谈
对于“访谈”,还很少有人从方法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人类学日益社会学化后,导致在田野工作意义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偷懒”,也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访谈”替换考察。其中不少人甚至以干部式的姿态去组织甚至命令访谈对象前来汇报,面对研究者的提问现场回答,而后把答案录下来回去整理后发表。本来,作为业内流行的人类学方法之一,访谈不是不可以使用,但若不注意,同样有很多问题,尤其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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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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