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民俗学滥觞于北大的《歌谣周刊》。团结在北大《歌谣周刊》的，多是一批浪漫的文学爱好者，顾颉刚说：“1918年，北大本科教授沈尹默、预科教授刘半农等人，为了作新体诗，要在本国文化里找出它的传统来，于是注意到歌谣，发起‘歌谣研究会’”[1]如果“歌谣运动”也算是“民俗学运动”一部分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学科取向显然是偏于“文学”的。

1927年，顾颉刚在中山大学成立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顾颉刚是把民俗知识当作民众生活的历史知识来看待的，他的《民俗周刊》“发刊词”最后一句口号是：“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2]从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3]的演讲稿中也可看出，顾颉刚仅仅是把民俗学当成“历史学”的一个部分——即关于下层人民的历史学来看待的。顾颉刚和他的追随者们也是这么实践的。

1935年，杨成志从法国学成归国，1936年始在中大重举“民俗学会”的大旗，复办《民俗季刊》，以所谓的西方人类学，主要是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重塑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他说：“我们真诚地相信，民俗学（与人类学）就像‘兄弟之爱一样，应出自家中’。”[4]这种表述并不是杨成志的稳定表述，因为在另外一些文章中，他又把民俗学当成是人类学的一部分。重温这一段历史，我们根本就分不清楚杨成志到底是想借助“民俗学”的品牌来兴建“人类学”呢，还是想借助国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挽救中国的“民俗学”。

1978年之后的20多年，钟敬文成了中国民俗学界的绝对领袖。在他对于民俗学的诸多表述中，有时说成“民俗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部门。”（1978），有时说成“民俗学是一门不容忽视的社会科学（或者说人文科学）。”（1983）有时又说“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等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1986）可见，即使对于民俗学到底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从以上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学科取向并没有一个先验的范畴，它是一种人为的、模糊的规定性。谁主宰着民俗学的命运，谁就会把自己对于民俗学的理解推广为整个学科的研究取向。在学科初期，在钟敬文这样的强人时代，这种人为规定性是具有推广和实践可能的，但在今天这个提倡多元化、多样性的时代，再也不会出现像钟敬文那样具有绝对权威的学科领袖了，也没有人可以为整个学科划出什么条条框框，规定民俗学是什么而不是什么、只能研究什么而不能研究什么。

学科取向的多元不仅投射在时间的坐标上，同样也投射在空间的坐标上。刘铁梁的团队和叶涛的团队倾向于乡土调查和村落研究；叶春生的团队倾向于区域民俗主要是岭南民俗的研究；康保成的团队倾向于戏曲民俗的研究；刘守华的团队倾向于民间故事的研究；朝戈金的团队倾向于史诗诗学与口头诗学的研究。学术取向的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

中国如此，西方国家更是如此。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各不相同，据户晓辉与德国民俗学家的访谈，我们知道在德国不同的大学和研究所也有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正如本迪克斯所说，“如果你去图宾根，就会发现，民俗学或经验文化研究隶属于社会科学系。在慕尼黑，它在文化学系；在法兰克福，它在很奇怪的一个文化什么什么系。每个学校都不一样。我们是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学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科可以研究文学，做历史分析，也可以研究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说，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没有人告诉你说，你不能做这不能做那。”对此，卡舒巴解释为“我们的研究所有不同的传统，这意味着我们如今生活在其中的以及我们的研究所从中成长起来的地区语境标志着研究所的取向。”[5]

参考文献：

[1]顾颉刚：《我和歌谣》，《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

[2]顾颉刚《民俗周刊发刊词》，《民俗周刊》第1期，1928年3月。

[3]顾颉刚演说，钟敬文记录《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民俗周刊》第5期，1928年4月。

[4]杨成志《〈民俗季刊〉英文导言》（汉译），《民俗季刊》第1卷第1期，1936年9月。

[5]户晓辉：《德国民俗学者访谈录》，《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05期。

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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