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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试图从知识生产与其所处的历史、现实间的应该关系这样一个视角，对中国大陆近二十年的知识思想状况，给出一个批判性分析，并尝试探讨改变这种状况的途径所在。进而沿着这一结论，对制约着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却未被学术思想界自觉面对的九个方面给予扼要的分析。以望通过这种直接提供讨论点、观察点的方式而非抽象笼统的呼吁方式，对中国大陆学术思想品质的提升和改善给以具体的推动。
Abstract:Byem ploying a perspective that is capable of articulating the norm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its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ritically analyze the intellectual condition of mainland China in the past two decades,and to reflect on ways that might bring changes to the inertia of knowledge production.Nine moments which are unreflectively constraining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ly thoughts are discussed.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dvance a mode of scholarly inquiry that is real question-bound,whereas those grand declarations of position characterized by high abstraction and generality should be jettisoned.
一个本来对社会正发生的现实有意识隔膜，立意以纯书斋阅读和远离当下现实的专业写作主导自己生活的人，突然决意写一篇和自己以前一贯地自我理解、自我定位甚为相悖的文章，他一定会深感惊异。而这也是我突然决意写如下这样一篇文章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典型心理状态。直到仔细自我省思后，才明白貌似突然的这一写作决意，背后实有着甚为现实的动力。
一是作为一个学者，以往历史经验让我深深共鸣于如下论断：“一个问题的解决将会旷日持久，而且需要几代人都予以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不应成为人们推迟研究该问题的正当理由。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情况最终会证明，是我们所推迟解决或忽略不管的问题，而不是尽了力却不能解决的问题，会反过来使我们遭殃。”①历史阅读和思考常常会碰到文明兴衰、民族兴衰、国家兴衰等问题，这些兴衰的原因往往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或者始终没能将暗中制约他们的一些问题“问题化”，或者“问题化”后被郑重面对的时间太晚。我这么说，并不表示我所提出的问题有关系到民族、国家兴亡的重要性，我只是想表明，不将暗中制约我们的问题“问题化”，让我深感不安。我担心我们自以为充分理智化的工作，不过仅仅是历史情境随便拨弄的产物。我这么说，当然也不是以为知识分子有超越历史的能力。但努力深入历史和现实，努力把现有知识生产脉络和理论思潮脉络之外影响和制约我们的历史现实因素问题化，使其得以被我们凛然面对。这种努力显然不是在奢望超越历史，而只是试图在特定历史情境中，为把住自己的命运而向历史中人的惰性进行的一场搏战。
我如此做的第二方面原因，来自于我对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学界一些现象的深切感触。一些视野更宽广的朋友告诉我，这些现象在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学界亦存在。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曾借用苏珊·朗格的说法准确、生动地描述过这一现象：“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在她的《哲学新视野》一书中评论说：某些观念有时会以惊人的力量给知识状况带来巨大的冲击。由于这些观念能一下子解决许多问题，所以，它们似乎将有希望解决所有基本问题，澄清所有不明了的疑点。每个人都迅速抓住它们，作为进入某种新实证科学的法宝，作为可以用来构建一个综合分析体系的概念轴心。这种‘宏大概念’突然流行起来，一时间把几乎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挤到一边，苏珊·朗格说，这是由于‘所有敏感而活跃的人都立即致力于对它进行开发这个事实造成的’。”
我想很多中国学者读到这段话都会有默然会心之感，因为这太像在描述中国学界的情况。但想象也就到此为止，因为接下来的情况在吉尔兹笔下是：“在我们熟悉了这个新概念之后，在它进入我们的理论概念总库之后，我们对这一概念的期待也更加和它的实际应用相适应，它也就不那么盛极一时了。只有少数的狂热者固执那种过时的万能钥匙观点，而不那么迷恋的思想者不久便会定下心来，探讨这个概念真正引发的那些问题。他们试图在可以应用、可以拓展的地方，应用它、拓展它；在不能应用、不能拓展的地方，就停下来。它首先真实地成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开创性的概念，成为我们知识宝库中永久而持恒的一部分。但是，它不再拥有它曾一度拥有的宏伟的涵盖一切的视野和明显的万能应用性……(它)并不阐释一切，甚至并不阐释人类的一切，但它毕竟阐释了什么东西；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弄清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把自己从(在它时髦初期)同样缘它而起的大量伪科学中解脱出来。”②
对比后面这段叙述，中国学界状况如何呢?中国学界近二十年有太多的思潮走过，每种思潮最初都给人希望和承诺，但当它过后，它给我们留下来的却多只是在它时髦时“缘它而起的大量伪科学”。而我们摆脱这些伪科学的办法，也不是通过“定下心来，探讨这个概念真正引发的那些问题”，不是“试图在可以应用、可以拓展的地方，应用它、拓展它；在不能应用、不能拓展的地方，就停下来”，即通过产生可信赖贡献的真成果，来埋葬先前的伪科学。而是或者通过更新的思潮引进产生出新一轮的伪科学来覆盖上一轮的伪科学；或者通过理论厌倦症，远离理论和思潮，只以被原有正统知识生产认为有效的方式来进行自己的工作。所以中国二十年思潮理论引进的历史偏激很可概括为“橘逾淮而为枳”的历史，那些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学界生产了重要成果的理论和思潮，在中国学界往往除留下一批吉尔兹意义上的“伪科学”成果和三、五因介绍这些思潮和理论而成名的学术名流外，对我们洞见、把握、思考历史和现实，不仅很少帮助，而且每每误导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而中国学界理论、思潮引介者、应用者二十年来的非正面形象，更使得那种简单地把知识和思想对立起来的看法在学界大有市场。
不能想像这样一种知识生产状态，在当下中国这样一个变动甚巨、问题重重的时代，能承担起它本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如果知识生产不能提供有效助力，焦虑的面对现实问题者自然只好更多依凭个人感觉和经验、依凭看起来有说服力的理论架构进行思考，这种作法有时会产生犀利的立场和洞见，但即使如此，立场和洞见若没有相关知识作为互动和校正、细化的媒介，也不可能落实为恰切可行的操作措施。因此，在我看来，如何推动中国学界产生富内在张力的，可和现实、历史复杂性有效互动的知识生产，是欲为民族未来承担责任的中国知识界必需面对的首要问题之一。
那么，怎样才可能有效地克服这种令人忧心的现实——理论、思潮的引介主要在产生伪科学，而理论、思潮的失败又反方向固化了那种与理论思考隔绝、仅依凭惯性乏任何时代紧张感的惰性知识生产的良好自我感觉，并使得这种拒绝理论思考和自觉反思的惰性实证研究，而非反思指导下的实证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占了实质上的主导地位?我以为，解决的途径之一，就是提出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因为它既可为知识生产提供一个直接的工作目标，又可作消化外来思潮、理论使其与我们现实和历史密切相关的媒介。当我们整理出的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处于一理论思潮之中，那么，迫使此理论思潮面对这一问题，会使此理论思潮和我们的历史、现实间发生一种深刻的扭结。这种逼迫理论拖泥带水的扭结，就象使蚌痛苦一时，却能助其生出珍珠的砂子。因为没有内在于我们历史、现实的真问题作障碍，而只有匆忙中从历史、现实中抓取的一些片段，搭建成正好适合此理论、思潮来攻取的城堡，虽可帮助证成此理论、思潮确实威力无边于一时，但激动过后，并不能在我们对自己现实和历史的理解上刻下真正的印痕。而当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外在于一理论、思潮时亦有其作用，因为它可提供观察参照点，让我们迅速觉察出给人无限希望的理论与思潮在我们历史和现实中的大致能力的边界。从而使我们在面对新理论、思潮时，不会因过分投注希望，浪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那么，为什么吉尔兹这么优秀的学者兼思想家在他的论述中却不提“内在于现实与历史的真问题”这一讨论层面呢?我以为，吉尔兹所提到的理论观念，本身就是内在于西方历史和现实的产物。这样，这些理论与观念本身就和它们所由之产生的历史有一种深切的扭结关系。所以在理论和观念的原产地，只要借助理论观念的知识生产经过吉尔兹所谓的“定下心来，探讨这个概念真正引发的那些问题……试图在可以应用、可以拓展的地方，应用它、拓展它；在不能应用、不能拓展的地方，就停下来”这些程序——就基本上完成了理论观念与知识生产间的互动。不象中国知识界近二十年潮起潮落的诸观念与理论，由于主要系外来于其它民族现实与历史，因此，在把它应用于中国的知识生产和现实、历史分析前，当然需要经过一个在理论和观念的原发地应用其于知识生产中不需要考虑的环节，即需要确定此一外来理论观念和本土历史、现实问题是否真实相关。只有经过这一环节之后，逻辑上我们才可进入运用这一理论观念于我们自己的知识生产阶段。
并且一旦我们有“内在于我们现实与历史的真问题”为媒介，我们就可相当程度上从“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文化殖民”等提醒的左右为难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现下，警惕“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文化殖民”的忠告弄得不少中国学界论者草木皆兵。极端论者更是把西方理论和本土经验对立起来，以为只有躲开外来理论论述一头扎进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从中提炼、蕴酿出理论才有出路。我此处不想讨论今天躲开一切西方理论的愿望在现实上是否有其可能，而只想讨论是否有其必要。我想，我们所以提出警惕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的陷井，是担心我们丧失了自主性，自觉不自觉成了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的牺牲品甚至盲目热情参加者而不自知；我们更经常提起的另一个不满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的理由，是这些理论、观念往往不能有效贴近我们的现实和历史。而这两方面的忧心，都会因有“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为媒介，而一定程度解决。有“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为媒介，对外来理论和观念之于我们认知重要性的评估，是看它们对我们理解、解决这些真问题的助益程度，因而不存在自主性丧失的问题。有“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为媒介，我们就可通过考察这一相关理论与观念在这些真问题解释力上的有效程度，较快确立出此理论、观念对中国问题认知能力的大致有效边界。
在理论和观念的应用问题上，要特别警惕过分依赖“民族国家”框架来看问题时可能会落入的陷阱。“某某中心主义”、“普遍主义”、“后殖民”之类的问题，在“民族国家”框架内仍然会存在。因为本土理论和观念也存在一个通过审慎的知识和反思工作确定其应用边界的问题。比如，先前历史情境中产生的观念和经验，其它地区产生的观念与经验，当我们于民族国家时空内部移用理解和分析另一时代、另一地区的问题时，仍然不可免这些观念和经验是否和另一时代、另一地区问题真实相关这一批判性考察环节。仍然不可免要通过审慎的知识工作和反思，以重新厘定这些理论和观念在新时代、新地区的有效性边界。否则，我们在民族国家框架内部就会大犯“某某中心主义”、“普遍主义霸权”、“文化观念上的殖民”等错误。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各地区风土、民俗、文化、社会、经济、资源、物产等条件都相差极大的国家，同时又多民族、多宗教，简单地以民族国家为思考单位更易犯民族国家内部的“某某中心主义”、“普遍主义霸权”、“文化观念上的殖民”等错误。在我看来，在现下中国呼吁警惕“民族国家”框架内部的“中心主义”、“普遍主义”、“文化殖民”等危险甚至更重要，因为“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普遍主义”、“中心主义”、“文化殖民”等问题还没有成为整个中国知识界自觉反思视点的一部分。
所以，有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作媒介，使得我们不仅可以促常规知识生产聚意于这些问题，还可帮助围绕着这些问题的知识生产，和在这些问题上扭结的理论、观念间发生真实互动。互动的结果，一方面是这些理论和观念愈加深切地嵌进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甚至快速、自然地融为我们知识和思想一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知识生产通过具体感受到观念和理论的力量，会自觉向它们开放，而这样，就会重构我们自己的知识生产内容和重塑我们自己的知识生产性格。只有知识生产和理论观念间，通过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间的真问题，不断互相校正、激发，我们的学术思想界才可算健康、良性。
我以提问题的方式写这篇文章的第三方面的动力，源自对中国学术思想界相当多数人对待问题的方式的不安——就是很多人在处理原本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时，习惯上把其只在某一观念架构中或某一理论、知识脉络中定位，结果，很快这一真问题就被封闭于一理论和知识氛围中，被脱历史脉络和脱现实情境化了。这样原本鲜活的问题，就变得抽象和封闭，不再具备向历史和现实直接开放的能力了。要想彻底解决此一问题，就必须在把一问题放进观念架构和理论、知识脉络审视的同时，亦不断的把其置回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去体会和理解，并不断地把它和其它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具可比性的问题加以比较，以平衡理论和观念使用不当时会造成的把事实不断抽象化、去脉络化的后果。但内在于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所处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情境并不透明，而如何进入现实和历史又是一个非此处所能讨论的复杂问题。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每一个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的提出，都会方便其它问题的关心者，在思考自己关心的问题和这些新问题的关系时，暂时松动理论和学院知识脉络对这些问题的抽象化控制，使其重新获得些具体感。而当关心者把自己关心的问题置于一组问题中来理解时，其对原有问题的理解会更加复杂化。何况思考一组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间若何关系时，会有利于人们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中塑造该历史的所有位于关键性推动位置的力量，并进而揭示出这些关键性力量所构成地推动特定历史阶段发生变化的动力结构。这种情况下，理论对事实的压力问题才基本获得解决。因为到此阶段，不仅内在于此一历史阶段的真问题要在此一历史动力结构中被定位和理解(但同时此一真问题也在检验此一被指认为的动力结构是否是推动此一历史阶段变化的真实历史动力结构)；而且某一理论相对于此一历史阶段的意义，也要在此一历史动力结构中被定位和评估(但同时此一理论往往也有助于该历史动力结构局部的细致化、清晰化)。
我以提问题的方式写这篇文章的第四方面的动力是，我虽然想到这些问题，并感受到这些问题对中国学术思想界有所损害和制约，但对若何厘清这些问题和中国学术思想界其它问题与现象间的关系；若何清楚描述和评估这些问题对中国学术思想界和民族的现在和未来所带来的制约和损害；尤其对若何才能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等等几方面，虽焦虑甚深，但因自己能力所限，无能回答，因此把它们公布出来，以待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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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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