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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对立是西方文化、现代科学中一种典型的思维模式，带着这种视角，我们经常将人与自然，我与他者割裂、对立起来，将自然看做需要去征服的对象，将他者看做边缘的异类。除了“我”以外的世界万物都是一个对象、一个客体，“我”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体。而这种现象在司岗里中却不多。隶属于自然范畴内的、同时相对于人类也可以算作他者的动物在司岗里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动物成了与“我”一样的具有同等地位的主体。比如，在具体的叙述中，每种动物前面经常会加上达(dax)，以表尊敬。又如，人类要吃动物的肉，需通过比赛，人类赢得了动物才“确立”下来，而动物可以吃人类的粮食也是因为动物曾经帮助过人类。此外，在对这些动物英雄们神圣业绩的述说中，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英雄史诗叙事的迹象与风格。
佤族人非常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沟通。田野调查中司岗里演述人经常会反复强调那时候的动物、植物等都是会说话的。这一方面是为了司岗里情节能够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则是强调人与万物的可交流性。此时，他者的差异不再是交流的障碍，而是构成了交流的基础。
综上所述，司岗里中的他者是司岗里神圣性的有机组成，正因这些神圣的他者的介入，差异才得以呈现。众所周知，无论在汉文献古籍中，还是依托进化论的认识，都对少数民族充斥着污名化与不平等的表述。而佤族人则通过司岗里表达了对差异的极大尊重，并进一步通过差异即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
三、“贡本”与“本究”：祖先的足迹
在佤语中，历史可以用如下两个词来表述：“贡本”(mgrong nbēen)与“本究”(nbēen njū),二者都有“本”(nbēen)这个词，它在民间话语中通常被解释为“故事”，而“贡”(mgrong)与“究”(njū)则可以分别理解为“路线”与“辈、代”的意思。所以，在佤语语境中，我们可以将历史这个概念表述为“迁徙路线的故事”或“一辈辈、一代代祖先的故事”，此二者也正对应本节将要讨论的迁徙神话与家谱记诵。
“迁徙”是司岗里的一个重要故事范型(story-pattern)，许多演述人在讲完宇宙、人类、文化起源后就进入到人类的迁徙部分，这一故事范型往往贯穿于司岗里的后半部分。其中所述迁徙地点大多是可考的，司岗里在某种程度上也因此成为佤族的“信史”。
因为阿佤支系认为司岗里就在今天缅甸佤邦营盘区的巴格岱(ba gēdai)，所以迁徙路线就有了一个固定的起点。离开巴格岱（司岗里）之初，所有人都是在一起的。尔后，司岗里演述人往往会强调一个叫做“囊魁冒”(nang kua mo)的地方，正是在这个地方佤族人开始分开。所以，在阿佤支系不同寨子、不同姓氏的司岗里迁徙叙述中，自“囊魁冒”之后的迁徙路线就会出现差异。
此外，司岗里中关于迁徙的叙述并不仅仅是地名的罗列，往往由地点生发出相关叙事。比如在《佤族历史故事“司岗里”的传说》中分别提到：在阿维寨的河里洗了“脸和手脚”，人类就会说话了；在杨穷寨人类得到了谷种；在破昂寨人类开始用铁三角煮饭；在布鲁依寨人类学会了盖房子。司岗里的各部分被某地发生的事件以及迁徙路线串联起来，这些“点”与“线”将司岗里结构化。
我们在讨论司岗里中的迁徙时，不得不提及佤族的家谱，前者通过地点进行叙事，而后者则是通过代际进行叙事。佤族记诵家谱遵循父子连名制，不同于彝族、怒族等民族的正推顺连法，佤族的父子连名制遵循逆推反连，即子名在前，父名在后，以此向上推演，环环相扣，直至始祖。但是，这里的始祖又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名，而是“司岗里”，即当某个佤族人记诵家谱，“连”到最后两三代的时候大概都会出现“贝”(būi)、“司岗”、“里”，其中“贝”是人的意思，这三个词合起来意为人从司岗里出来的时候。佤族的家谱也是司岗里的一种文本生存形态，每次家谱的记诵都可以看作一次司岗里的演述。在司岗里中往往会将事件的时间表述为多少代以前或者哪位祖先在世的时候。祖先的在场无疑让本为均质的时间在这个点上具有了深刻的蕴意，也使得这个事件与当下产生更多的关联。在佤族的家谱中，司岗里成为时间的起点、人们追忆祖先的终点。从司岗里最原初的起源到各代祖先，再到“我”是一以贯之的，“我”和司岗里是通过血脉而连绵不断。
综上所述，司岗里中的迁徙与家谱分别以正序和倒序方式进行叙述，迁徙叙述了与祖地的一脉相承，家谱叙述了与祖先的薪尽火传。二者共同追溯了起源（司岗里）的时刻，探寻了当下的形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祖先的足迹与文化流动的痕迹。司岗里中关于迁徙/家谱的叙述并不仅仅是列举地名/祖先名而已，其中的地理/代际坐标被用来标注时间的流逝，也就是通过空间/人名来把握时间。运用这种方法表述的时间应该称之为时刻，也就是说司岗里更加强调历史上某个地方/某代人在某个时间点上发生了什么。整部司岗里因这些迁徙路线/家谱叙述而更加真实，同时司岗里也赋予了这些地点/祖先以神圣性。
四、“‘解放’来了”：当下的调适
1957年，佤族司岗里第一次被局外人书面文本化，在《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以《佤族历史故事“司岗里”的传说》为题公开出版，在这个文本的最后一段，出现了关于“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军”等叙述：
“……后来共产党来了，带来了毛主席的道理，解放军帮助我们有四年了，领导我们种地，开石头，挖水田。他们想让我们佤族懂道理，解放军领导我们种地，让我们好好工作，给了我们种子，叫佤族头人去昆明和北京参观，去到重庆、上海、广西、衡阳、贵阳和霑益等地。我们在昆明开了会。佤族懂得了道理，经玉溪、元江和通关回来，在普洱喝了酒，在思茅开了会。从思茅到登维，到可恩寨到勐朗坝，到佛房到同祖，到田坝，到募乃，才到阿佤寨，帮助我们佤族懂得很多道理。让我们到西盟开会，不懂的人不懂了，懂的人懂了，并讲毛主席的道理给别人听。解放军也讲毛主席的道理，领导我们老百姓，还给我们东西，给我们衣服、裤子、帽子、鞋子和布等，像兄弟一样地帮助我们每个人，给我们盐巴，给我们线。后来妇女也去了。这是很好的，领导我们认识道理。来了女干部，她们讲了话，很好，领导我们妇女好好工作。发给我们谷种、豌豆种、蚕豆种、红薯种和洋芋种。领导我们挖水田，挖水沟，积肥，让我们用热水泡谷种。我们谷种才能长得好，谷穗长得饱满。这样佤族愿意组织互助组和合作社。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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