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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发生了一个问题：怀特理论立场的摇摆表明，面对不同的历史事件的序列，人们选取不同的解释策略和不同的情节化模式时所拥有的自由的程度和范围并不是一样的。比如说，对肯尼迪生平的历史表现排除了喜剧的情节化模式，对大屠杀的历史表现排除了喜剧和田园诗的情节化模式，而对众多历史领域而言，仿佛各种情节化模式都是可以施展于其上的。我们由此可以认为，历史领域的不同片断或不同层面并不是同质的或者匀质的（homogeneous），而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它们给人们在构建历史叙事时施展创造性工作所留下的余地是不一样的。由此推论到分析的历史哲学的领域，在对历史认识客观性和将普遍规律用之于历史解释的讨论中，也可以说，一方面，对于不同的对象的历史研究，人们所能够达到的共识（许多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往往以能否达到历史学家知识共同体的共识作为客观性的指标）的可能性和此种共识的性质似乎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如果说普遍规律可以援引来进行历史解释，历史学家在对具体历史事件或过程进行解释时所援引的普遍规律也往往有性质上的不同，有的是类似于自然科学严格意义上的那种普遍规律（如以社会科学如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的规律来解释某种社会经济现象），有时则是常识性的命题（如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来解说某些历史现象）。就思辨的历史哲学所要进行理论反思的客观历史过程而论，人们也往往觉察到，不同历史时刻留给人们作出自由选择的行动的余地和可能性也是不一样的。于是，无论是在考察客观历史行程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领域，还是在考察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本身的分析的和叙事的历史哲学的领域，同质性和异质性的问题就都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也许当是历史哲学学科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怀特的理论取向是从历史著作作为文学作品这一着眼点出发来建构他的历史哲学的，他指出，历史学进步的方式和文学一样，是靠不断地产生经典，而经典在其史料和论证都受到补充甚至修正的情形下依然保持了持久的魅力，端赖其文学品质。[61]在怀特看来，仿佛人们选取和评判不同的历史构图，其依据就只能是审美的和伦理的了。然而，即使是按照怀特本人有关历史著作三种概念化层面的划分，既然历史话语所生产的乃是历史解释，而历史解释又是以审美的、认知的和伦理的三种方式进入历史叙事的，那么，对历史叙事的选择和评判，显然就并不限于怀特所强调的审美和伦理的层面，而必然涉及到认知的（认识论的、理性的和逻辑的）层面。当代历史哲学的领军人物安克斯密特曾经评论说，一种历史构图为何比另一种更加易于让历史学家接纳（尽管二者中包含的是同样真确的陈述），这是历史哲学所一直忽视了的重要问题。[62]仅从怀特的理论立场出发，我们也完全可以从三个层面着眼，来在不同的历史叙事和历史构图之间进行选择或作出评判：（1）审美的层面。虽然常言说的是“趣味无争辩”，但“趣味有高下”似乎也是定论。怀特本人就曾提到过，将特定的历史事件以某种情节化风格表现出来，是在趣味上的堕落。[63]（2）伦理的层面。怀特虽在历史哲学的领域内具有浓重的相对主义色彩，并且他本人也不讳言这一点，却有着自己鲜明的伦理立场。他说过：“恰当地评判一种理论的唯一标准，就是它对于促进某种具体的伦理的、道德的或政治的目标和目的上的效用。坏的理论促进坏的目的，而好的理论则促进好的目的。对谁而言的好呢？对人类总体”。[64]这一标准当然也适合于对历史叙事的伦理判断。（3）认识论的层面。这是怀特理论中本应包含却又被他刻意淡化和排除了的方面。要在不同的历史构图或历史叙事中从这个层面着眼作出评判和选择，我们完全可以具有比之在前两个层面中能够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的标准。除了每一构图或叙事本身在史料上的可靠性和逻辑上的严密性之外，还可以有如下的考量：比如“在不同的构图能够包容同样的史实的情况下，不同构图的优劣就取决于它们逻辑的严密性和简捷性”，又比如“如果一幅历史图像能够被纳入另一幅而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前一幅就是一个低层的，后一幅则是一个更高一层的历史图像”。[65]
怀特对以上这第三个层面的淡化和排斥，是与他完全排斥历史学科学性的一面相关联的。同情他的立场的汉斯·凯尔纳曾就此评论道：“我想像不出还有什么能比这种看法——（历史学的）进步在于许多互不相容但却合乎情理的对于研究领域的表述之存在——更加强调历史学不是科学的了”。[66]这样的理论取向，严重危及到了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的客观性。叙事的历史哲学如果纯然往着怀特所指示的方向发展，只能是与客观性“那个高贵的梦想”渐行渐远。对于如何拯救历史叙事中的客观性，解释学哲学家利柯在他的巨著《时间与叙事》[67]中的思路，是论证叙事的对象即历史实在具有时间性结构，而这就是叙事的时间性结构的来源。戴维·卡尔（David Carr）则是以现象学方法来论证，历史实在本身就具有叙事性的结构。[]问题在于，以“一切皆文本”的立场将历史实在归结为文本，固然难以为很多人所接受，但历史实在毕竟不是我们能够直接触及的，而总是要通过各种广义上的文本（包括遗迹、考古发现和文字记载等）才能够与之发生接触。而一切文本本身已是对于实在的一种“表现（representation）”，因而，即便论证了历史实在本身有时间性、叙事性或故事似（story-like）的结构，也并没有就论证了历史叙事本身具有客观性，因为历史叙事已是对于“表现”的“表现”（representation of representation）。由此思路来看，建立历史叙事与历史实在之间的关联，以重建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的客观性，这一任务在经历了怀特等人的挑战后，比之人们以往所设想的要严峻和困难得多。
（五）
怀特历史哲学的理论立场与他本人的政治、伦理观点有着密切的关联。他早年是研究中世纪和早期近代文化史和教皇史的专家。[69]然而，怀特自陈，“一直以来，我对于人们为什么要研究过去比之我自己去研究过去要更有兴趣”。[70]正是这种兴趣和广泛而深厚的知识储备，使得他能够左右逢源，利用传统的学术资源（如维柯的思想）和各个学科的当代成就，铸成了在《元史学》中开始成型的那样一套历史著作的分析范畴。
1966年刊于《历史与理论》杂志的“历史的重负”[71]一文，是怀特在历史哲学领域发表的第一篇重要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他此后的理论取向。怀特心目中19世纪上半叶那一历史学的黄金时代的史学家们、尼采、布克哈特和法国存在主义，都给他的思想留下了清晰可辨的影响。布克哈特洞察到，生活和历史实在的实质不过是混沌一片，人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力图施加形式于混沌之上，尽管这样的形式不可能持久不变，而只能是赋予混沌的质料以转瞬即逝的意义。怀特对此感同身受。生活的本质就是矛盾和冲突，意义只在于人们能够作出自由的选择，来决定赋予原本混沌的生活以何种形式。一种真正有价值的历史学，不能把过去、把历史的实在表现为对于人们而言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沉重负担。相反的，“康德年迈时说得很对：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地构想‘历史’，正如我们可以凭自己的意愿来创造历史”。[72]人们不仅有面对现在和将来时作出选择的自由，人们在面对过去和历史实在时，也有选择的自由。并且，我们还可以说，惟有人们能够自由地构想历史，过去才不再是人们的重负，现在和将来也才能真正向人们的自由选择敞开。用凯尔纳发挥怀特的话来说，人们是通过选择他们的过去来选择他们的现在的（Men choose who they are by choosing who they were）。[73]历史学应当给予人们的不是束缚和限制，而是解放和自由。《元史学》中所提供的各种解释模式，以及对19世纪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个案研究，在怀特看来，就证明了人们在构想历史时所拥有的自由。有人指责怀特的比喻理论是一种语言学的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因为在这一理论的视野中，人们在思考历史时似乎注定了只能够在语言的几种比喻类型（从而在有限的历史解释模式）中作出选择。怀特反驳说，在某一文化中流通的符码给人们施加了限制，这与人们能够在这些符码中间有着作出选择的自由并不矛盾。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他们自身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的，他们不是在自己选择的环境中、而是在某种被给定的条件下来开始他们的活动的。历史话语的创造也正是如此，人们构想过往历史时所具有的自由，也当这样来理解。[74]
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说过：“从前的问题是确认生活是否非得有一种意义来让人们活下去，而今已经很清楚，倘若生活没有意义的话，人们可以更好地生活。”怀特则把这句话修正为：“倘若生活所具有的不是单一的而是许许多多不同的意义的话，人们可以更好地生活。”[75]按怀特的思路，我们可以说，历史没有意义，人们只能够创造意义来施加于历史实在本身；但我们更可以说，历史所具有的不是单一的意义，而是多种多样的意义，我们可以面对历史意义的丰富性并从中作出选择。历史学的任务（或重负）正是揭示历史意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帮助人们得到解放和自由。19世纪上半叶乃是他心目中欧洲历史学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们为何为历史学的重负提供了最好的回答：
（他们）都将历史学家的重负视作是将人们从历史的重负下解放出来的道德义务。他们并不认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对一切时空都有效的具体的道德体系，而是承担了特殊的任务，要启发人们意识到，他们当前的处境永远部分地乃是具体的人类选择的产物，因而是可以在那同样的程度上被进一步的人类行动所改变的。历史学因而就让人们对于每一完成了的选择之中的能动因素保持敏感，教导人们变化不可避免。[76]
而历史学那个黄金时代的特质就在于：
19世纪早期是这样一个时期，在那个时候，艺术、科学、哲学和历史学联合一致，共同致力于把握法国革命的经验。那一时代的成就中最引人瞩目的还不是“历史感”本身，而是所有领域内的知识分子都乐意跨越将各个学科彼此分隔开来的疆界，敞开胸怀使用启人心智的隐喻来组织实在，无论它们缘于何种特定的学科或世界观。[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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