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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比喻的】模式没有我原来设想的那么有用；也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但我认为，这总比根本没有任何模式好。而且至少我试图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要说明历史学家所生产的不同种类的话语，运用何种元语言才能最有成效——而不是像大多数史学思想史家一样，认定语言乃是透明的，而话语只局限于它明面（字面）上所说的东西，而不是它所意涵着的东西。……比喻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内在于语言中并且从而普遍地隐含在言语之中；对此我不大清楚。但我认为它们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普遍项。至于这是否使得它们也成其为人类意识的普遍项，我说不上来。然而它们确定无疑地弥漫于19世纪欧洲的历史话语之中，而我（就像是维柯更早时在《新科学》中所做的那样）将它们作为比之任何形式的三段论逻辑都更直接地渗透在话语之中的“诗性逻辑”的基础。[48]
诚如怀特所言，即便人们怀疑或否定他的理论模型的普遍适用性，对比喻理论的前提提出质疑，但至少，他的理论贡献却使得我们无法不正视当代语言哲学和话语理论对于历史学所可能具有的蕴涵，那就是：语言并非透明的表达中介，历史著作作为言辞结构具有无可回避的诗性特质。
虽然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历史哲学和文学理论领域[49]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怀特却从来没有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以及人们获取历史知识的可能性。[50]他没有像比如后结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家那样，走到主张“一切皆文本”、“作者之死”的地步。然而，虽然文本之外尚有实在，我们却注定了无法抛开各种（广义上的）文本而直接接触到历史实在，而只有通过想像才能够触及。于是，怀特的虚构（fiction）概念就并不是说，历史著作可以排除史料的限制。但是，单个的事实之组合为有意义的言辞结构，在怀特看来，就有赖于历史学家将形式施加于这样一些事实上面。历史叙事总是表现为人们可以辨识的某种情节化类型，辨识了历史学家所讲述的故事属于何种类型的情节，也就获得了对于历史著作主题的理解。而在怀特（以及明克和安克斯密特等人）看来，历史实在和实际人生中并没有故事，无数单个事实的累积构成的只是一片混沌，故事乃是人们讲述出来的而非人们生活过来的。因而，情节化的各种模式就并非历史实在的某个片断所固有的：
没有任何特定的实在事件的序列或系列内在地就是悲剧的、喜剧的、滑稽剧的等等，而是只能经由将某种特定的故事类型的结构施加于事件之上，才将其建构成了如此这般的模样，赋予事件以意义的，是对于故事类型的选择并将其施加于事件之上。[51]
既然各种历史事实构成为何种情节，并不取决于事实本身，而历史事实需要相互之间发生关联才可能构成为情节，理论逻辑之所至，怀特不得不得出了恐怕很多人都难以接受的这样的推论：
历史不仅有关事件，而且有关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并非内在于事件本身，而只存在于反思这些事件的历史学家的心灵之中。[52]
这样，历史写作在怀特那里就成了过于自由的创造。就其实而论，任何文学艺术的创作也都是“戴着镣铐跳舞”，没有了限制和约束，也就没有了创造力自由发挥的余地。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故事，比如说，某一天，别人看到托尔斯泰伤心痛苦的样子，一问起来，才知道是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安娜要走向死亡了。旁人很奇怪，作者为什么不能重新安排笔下主人公的命运呢？然而，我们通常都会有这样的经验，越优秀的作家、越杰出的文学作品，往往越能够创造出一种由主人公的性格、环境和命运构成的网络，从而使得某一种情节和结局看起来无可回避。就像很多人评论贝多芬的交响曲时常常说起的，音乐是在被作曲家营造出来的逻辑力量强制推动着行进，仿佛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生命力。准此而论，文学艺术也有其内在的限制和约束。固然，怀特还承认史实本身对于历史研究的限制作用，可是，就史实连对情节化模式的选取也无法施加影响而论，这样的限制也实在来得过于微弱。我们也就难以从文学和历史所受限制和约束的程度，来对两者加以分辨了。更重要的一点是，怀特反复强调文学、诗也有认识实在、揭示世界的某些层面的功能，借此来反驳那种认为将历史同化于文学就等于是取消了历史的认识功能的观点。[53]问题在于，怀特始终未能（也许也不想要）在理论上将历史与文学的认知功能区分开来。尽管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赞同亚里士多德诗比历史更真实的说法（比如说，我们阅读狄更斯的《双城记》或雨果的《九三年》，对法国革命某些侧面的了解比之阅读很多有关法国革命史的论著来得更为真切），然而，倘若说历史对实在世界的认知终究与文学（诗）一样，达到的不过是一种“隐喻性的真理（metaphorical truth）”，怀特的确就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解构了所谓的历史科学的神话”[54]。如果说，实证主义思潮是以将历史学同化于科学而取消了历史学的学科自律性的话，怀特则是以将历史学同化于文学和诗而同样威胁到了历史学的学科自律性。
将历史事件的序列转化为历史叙事，固然需要历史学家创造性的工作，如怀特所说：
没有任何给定的偶然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自身就能够自行构成为一个故事；它所能够给历史学家提供的，顶多不过就是一些故事元素。事件被锻造成为故事，是通过排斥或贬抑其中某些事件，突出其它一些，通过描述、基调的重复、声调和视角的变化、交替的描述策略等等——简而言之，一切那些我们通常会是在构思一部小说或一出戏剧时的情节化过程中所找到的那些技巧。[55]
历史学家需要经过选择、想像、建构并利用各种文学技巧才能完成历史叙事，然而，由此就得出结论，认为历史叙事乃是虚构，不可能是历史实在的再现，而只能够是隐喻地表现了历史实在，这种理论逻辑未免走得太远了些。诚然，历史叙事不可能是对于历史实在的原原本本而不差分毫的再现，丹图所假设的能够将某一历史片断毫不遗漏地进行全景式记录的理想的编年纪事者（ideal chronicler）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渗透了创造性和想像力的历史构图就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历史实在之外，故事游离于构成为它的元素的事件之外。怀特理论中那种强调历史著作中“被建构的”因素远远超出了“被发现的”因素的倾向，难免会受到人们的质疑。地理学家在根据实际的地形地貌绘制地图时，所做的也经常是“排斥或贬抑”其中某些因素、突出其它一些，选择性的和建构性的因素也自始至终出现在这一过程中，然而地图反映了实际的地形地貌却是不争的事实。无怪乎卡罗尔一再批评说，怀特对历史叙事虚构性质的强调，实际上反映了他暗中根深蒂固的那种经验论的符合论的真理观，仿佛只有不差分毫、包罗无遗的再现才是真正地重建了历史。[56]
史实、历史实在对历史构图和历史叙事所具有的约束和范导的力量，超过了怀特的理论立场所能够许可的范围，而且往往迫使他自己也不能不正视到这一点，从而造成了他在理论表达上的一些前后矛盾和相互冲突之处。1970年代时，他曾经谈到，历史学家在赋予事件以故事轮廓时确实可能犯错误，“我不认为有人能够接受将肯尼迪总统的一生情节化为喜剧的做法，然而，应该将其情节化为浪漫剧、悲剧还是讽刺剧，却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57]此时，在他看来，史实对于情节化的模式似乎多少具有了一种在先的影响力。将近20年后，在他参与讨论有关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的大屠杀应该如何进行历史表现[58]时，这一问题更加急迫和鲜明地呈现出来。对于大屠杀这样的主题，人们思考的是去“如何言说那不可言说的”，因为“奥斯威辛的世界在言辞之外，正如其在理性之外”。怀特在探讨这一问题时，花了不少篇幅来探讨斯皮格尔曼（Art Spiegelman）以讽刺笔调写成的《毛斯：一个幸存者的故事》（Maus:A Survivor’s Tale）[59]，仿佛是借此来暗示，对于大屠杀这样的主题，也可以有这样的情节化方式，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些原来公众难以接受的情节化模式也开始得到了人们的接纳。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明确地断言：“在将第三帝国的事件以喜剧或者田园诗的模式情节化的事例中，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诉诸事实，来将其从对第三帝国各种相互竞争的叙事的清单中排除出去。”[60]于是，不仅事实是给定的，而且，事件之间的关系、事件所构成的情节化模式、事件相互之间所蕴涵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给定的，超过了怀特原本所能够承认的范围。历史叙事、历史构图与历史实在之间的关联比之他所明确承认的要紧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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