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学科

 

　　实际上，绝大多数社会认为，不仅动物具有与人类主体相同的本性，无数的植物，天和地的“自然”属性，甚至人造物也同样被认为是“人”，或者至少在物质构造上是跟人一样的，即便程度上不同。早期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利玛窦认为整个这些看法都是疯癫的，并且嘲笑它：“如果让我告诉外国人，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认为动物、植物、金属、石头都有像人一样的智慧，他们一定会目瞪口呆的。”利玛窦无法理解的地方在于，中国人并没有在自然和文化之间作出极端的区分，他们也没有在有智识者和物质之间作出系列区分，而这些区分长期以来已经嵌刻在基督教没有灵魂的自然世界观念中，后来笛卡尔则把这些区分加以系统化。

 

　　但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哲学家们并不支持笛卡尔；对他们来说，存在的基础是人性而不是物质性。在印第安人看来，包括动物、植物、天体、河流、岩石和其他陆地上的事物，以及刮风或打雷等现象，还有烟斗、罐子等人造物，所有这些事物都有灵魂，相应地具有意识和意向，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清晰的交流能力。

 

　　四、文化即人性

 

　　我们过的是象征性地组织过的生活，与自然的区别就是我们能如此生活的能力和需要。何谓象征性地组织过的生活呢？就人性的意义而言，依据文化而生活，就意味着依照我们有意义的决心和生存对象而生活。因此，人的文化一定先于我们作为物种的自然性：文化存在了200万年乃至更久，在时间上它要早于智人10到15倍。事实上，人类生物学家所谓的“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仅仅出现在5万年前。相应地，人类生物学家正接近这样的观点，即人的大脑是一种社会器官。它是在为维持相对扩大、复杂而团结的社会关系的压力下进化的。这种“压力”将其变成文化性动物。

 

　　在200万年中，我们在文化的选择下生物性地进化。我们并不是、曾经也不是一块“白板”。

 

　　除了那些认为孩子是已故亲人化身的人外，普遍的看法是，婴儿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孩子也不是未经驯化的动物。社会化是一个过程，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思想或精神的成熟而成为人。如果说只有当孩子们参与到相应的社会实践中才成为完整的人，那么，人性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没有什么事情，比如人性，不是依赖于文化的。

 

　　概括地说，物种的生物性特征其实是象征性地被赋予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文化即人性。例如，最能说明文化和人性之间关系的，不是所有文化都有性，而是所有的性都有文化的内涵。除了性，其他内在的需求、冲动或性情，都取决于象征性定义，因而也就取决于文化秩序。

 

　　我的谨慎结论就是，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观念之上的。像新自由主义那样，将人贪得无厌的自私自利提升到普遍美德的地位，这种做法确实危及到我们的存在。

 

　　（本文是萨林斯教授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上的开坛讲演,发表时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罗杨译）

 

本文原载：《文汇报》2008年10月19日 第6版：文汇·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