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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妖兽—九尾狐的转变
九尾狐从先秦时就是吉祥的象征，在秦汉时期谶纬祥瑞观念盛行的背景下，被提升到了神圣的地位，魏晋南北朝特殊的历史又使九尾狐频见于史书，不过这也是其最后的昙花一现。唐代之后，九尾 狐走下神坛，由代表国运兴隆的瑞兽转而成为被人厌恶的妖物。
当九尾狐带着兴旺家国的光环走上祥瑞“殿堂”时，普通的狐类却已经开始了妖化的历程，狐中绝大部分被视为妖类，成为人们憎恶、惧怕的对象， 与九尾狐的神圣地位相去甚远，同时也为九尾狐沦为妖类埋下伏笔。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指出：“狐，妖兽也，鬼所乘之。”[12](p206)由此，以狐为妖的观点逐渐显露。[29](p224)到魏晋南北朝时，关于狐妖的记载也多了起来。
如干宝的《搜神记》中提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30](p123)郭璞的《玄中记》记载：“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盖魅,使世人迷惑失智。”[31](p492)葛洪的《抱朴子》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狐狸豺狼，皆寿八百岁。满五百岁，则善变为人形。”[32](p36)如此这些，都明确指出了狐整体的妖化。《魏书·灵征志》中的京师事件、《洛阳伽蓝记》中“孙岩妻”事件和《北齐书·后主纪》中的邺城、并州事件等等，【B】也都记载了狐狸的幽冥之力。唐代传奇小说盛行，其中很大部分与狐妖有关，如《任氏传》《古冢狐》和《代州民》等篇，可见狐的妖化在彼时已经深入人心。
入唐以后，狐作为民间信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张鷟所著的《朝野佥载》记载：“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33](p167)《广异记》也记载了开元时期河北一地的“狐神”之事，当地村民言：“此有灵袛，好偷美妇，”[34](p200)可见狐神虽被人们视为神灵，但其属于妖神，与正常神袛有很大区别。前文已述，由于狐类在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以妖化和道德化并行，故唐人狐崇拜中存在妖异成分并不奇怪。
但唐代狐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天狐崇拜，”[35](p115)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诺皋记下》中记载：“道术中有天狐别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于日月宫，有符有醮日，可洞达阴阳。”[36](p144)对九尾狐的崇拜恰是唐代狐信仰的主要部分，上天入地、通晓阴阳的九尾天狐即是这种信仰之力的来源。九尾狐神通广大，早已超出普通狐类，当这种力量和人们希望生活稳定、富足康乐的理想结合时，九尾狐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更加凸显，人和九尾狐可以直接对话， 即使九尾狐的定位发生变化，更潜在地改变了九尾狐的角色。九尾狐作为王业兴盛、国泰民安的象征， 属于国家政治层面的庄严角色。作为祥瑞的九尾狐充满政治性、与生活相游离。对民众来说，作为民间信仰的九尾狐是植根民间、生动具体的。因此，以民间信仰形式快速流传的九尾狐，成了大众文化的共识，某种程度上也冲淡了其原生含义。作为唐代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拜九尾狐”的行为是民间多数人都能负担得起的，【C】也更能反映九尾狐信仰“民众化”和“市井化”的特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渴望与神明站在平等立足点进行交流的自信，并且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操纵” 神明。民众对菩萨、仙人的信仰是建立在善和光明基础上的，对本脱胎于妖神的九尾狐信仰则能够承载欲望、利益甚至不可告人的目的，民众以善良、符合传统道德的一面祈求神灵，某些不符合传统道德却又乐于实现的诉求转而祈求九尾狐神。民间的九尾狐信仰与其他信仰互补，构成信仰体系有机整体的同时，也为九尾狐的进一步妖化打下了基础。
唐代各种传奇小说中多有普通狐类作祟人间的记载，而对九尾狐这方面的记录却很难见到。和其他狐类相比，九尾狐的妖化过程来得晚些，[35](p150)其头顶的光环在宋代人的观念中最终黯淡。宋代的不少记录已经直接将九尾狐当作可憎的妖物，如北宋田况的《儒林公议》中记有“时人目为九尾狐，言其非国祥而媚惑多歧也。”[37](p9)赵令畤的《侯鲭录》卷八中有“钱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号曰九尾野狐。”[38](p117) 这些记载明确指出了九尾狐在宋代已经成为人们贬损的对象，而不再是原来神圣的瑞兽，反映出当时人们脑海中对九尾狐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九尾狐妖化后尤以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的苏妲己形象最为人所熟知，晚清时的小说《九尾狐》高度概括了其妖化特性，“盖狐性最淫，名之九尾，则不独更淫，而且善幻人形，工于献媚，有采阴补阳之术，比寻常之狐尤为厉害。”[39](p1)九尾狐的形象彻底堕落，完全成了妖物，其祥瑞之说不再见于记录并逐渐隐于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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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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