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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禹王台：狐仙信仰的神圣空间
柳田国男曾指出，传说的一个特点就在于“有其中心点”。“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无论是楼台庙宇，寺社庵观，也无论是陵丘墓冢，宅门户院，总有个灵光的圣址、信仰的靶的，也可谓之传说的花坛发源的故地，成为一个中心。[13]”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传说都是有一定的景观风物与之相对应的。对于禹王台及周边村落的大量狐仙传说而言亦自是如此。
禹王台村隶属于寒亭区高里镇，位于镇府驻地以北7公里处。全村共8个姓氏，其中以陈姓最大，占全村人口70%以上。传说此村初建于明洪武年间，原名刘家庄，后因临靠禹王台而改今名。禹王台位于村西南角，由土夯筑而成，整个台子由三层组成，从下往上各层面积逐步缩小，现海拔22.47米，底径约75米，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14]。关于此台的来历，一说为大禹所筑，是当年大禹治水时查看水情的瞭望台；一说为秦始皇所筑，是查看徐福船队的瞭望台。清乾隆《潍县志》云：“禹王台在望海门（旧潍县）北六十里，相传大禹治水时所筑，有禹（王）庙在。”民国《潍县志稿·疆域志》又称：“禹王台又云望海台，因上有禹王庙，呼为禹王台，盖即《水经注》所称秦始皇所筑之台也。”那禹王台是如何成为禹王台村乃至周边村落狐仙信仰之中心的呢？据当地传说，这与禹王有关。因他的第一个老婆为九尾狐仙，所以哪里有禹王庙，哪里也就有狐狸与狐仙。实际情况是，禹王台也确实曾有大量狐狸出没期间。而这又与禹王台独特的地貌有关。禹王台所在地貌均为平原且“十年九涝”，因而不利于狐狸的繁衍与生殖。作为周边二三十华里范围内唯一的高地地形，禹王台自然成为狐狸优先选择的居住之地，大量狐狸出没其间也就不足为怪了。应该说，正是狐狸的大量生存与繁衍是禹王台能成为当地狐仙信仰中心的基础所在，而附着在其上的大量有关狐仙的灵异传说又大大加强了此台的神秘气息，久而久之使之而成为狐仙居住与民众崇拜的神圣之地。
禹王台主庙为禹王庙，主神为禹王，但对民众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却是狐仙。解放以前禹王台上的庙宇远没有现在多，主要有禹王庙、老三哥庙（居于台之最顶层）、仙姑庙、土地庙与钟鼓楼（位于台之第二层）。抗战时期，国民党部队将台上庙宇全部焚毁。日军占领此台后，在现在禹王殿的地方建起了炮楼，作为控制周边地方的制高点。此后一直到1990年代初，庙宇再未重建。1980年，禹王台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古迹。1991年，在肖家营乡政府（时禹王台村隶属此乡）主持下，重建大禹殿与老三哥庙。由于顶层台面缩小，只好将老三哥庙移建到第二层。大禹殿主祀禹王，在于保佑风调雨顺、庄稼丰收。老三哥庙主祀老三哥，左右分列绪同哥、于惠哥（老三哥之子侄），主要负责为人治病。1997年3月，寒亭区泊子乡蔡家栏子村邵元珠为感谢仙人保佑，又捐资数万重修仙姑庙，主祀仙姑，有云霄、琼霄与碧霄三位。主要神迹在于赐子，此外亦有治病之神力。1997年，祖籍昌邑、后迁居台湾的王兰桂，又出资对禹王台道路与狐仙洞做了维修，砌起拱门，并在今禹王台第一层台阶左侧立“皇清敕封护国神医胡三太爷之座碑”一块。2009年底，禹王台被来自黑龙江的道人冯弘耀承包，又分别在禹王台修建了五路财神庙、土地庙、神医胡三太爷庙、北斗庙、城隍庙、山神庙（2010年）、女娲庙（2011年）等，使禹王台布局发生了极大变化。
除庙宇建筑外，禹王台还有许多有关狐仙信仰的印迹与神圣之地。一是位于一层底部土壁上的两个狐仙洞，洞口高约两米，宽约一米。洞口皆用砖头垒砌成大门的模样，洞内有“心诚则灵”或“有求必应”石刻，下放一石质狐狸像[15]。然后是狐仙冢，位于第二层台面处，原有很多。狐仙冢中埋葬的大多是被人误杀的狐狸，这些人在受到狐仙惩戒之后，为求解脱，于是许诺厚葬这些非命的狐狸而立下了狐仙冢。2011年3月，为腾出建庙用地，仅剩的两座狐仙冢被迁到了老三哥庙左侧，连同2010年下半年放生后因不适应环境而死亡之家养狐狸的两具尸骸，形成了四座狐仙冢。有意思的是，迁移过来的两具狐狸尸骸还分别与放生后死亡的另两只狐狸合葬而结成阴亲，并分别立有“狐仙林良萍胡清增夫妻之墓”与“狐仙胡赠鼎林赠增之位”两块石碑。
总之，在禹王台之上我们可以发现诸多与狐仙崇拜有关的印迹：时常出没期间的狐狸、随处可见的狐狸洞穴，以及老三哥庙、胡三太爷庙、狐仙洞、狐仙冢等。这些印迹，有的是早已存在，有的是近些年才出现，但不管怎样，都营造出一种狐仙信仰的浓厚氛围，从而使其成为当地狐仙信仰之中心与圣地。
三、神圣与日常：狐仙信仰的形式表现与时代变迁
仪式活动及其相关行为是信仰活动中最为外显的层面。从时间上来划分，信仰活动可分为两个时段：一个是神圣时间，在民间信仰中最为集中的表现就是庙会；一个是世俗时间，即在平日日常生活中的信仰行为[16]。对于围绕禹王台而生发的狐仙信仰与崇拜，亦可同样分为这两个层面。
一年之中，围绕禹王台狐仙信仰的神圣时间主要有三个。一是正月十六庙会，另两个分别为三月三与九月九。不过虽然庙会是以禹王台这一神圣空间为中心展开进行，但却以狐仙信仰为核心，老三哥庙香火最为兴盛即是明证。香客的构成，以妇女、尤其是中老年妇女为主。尤其是三月三与九月九，所来者几乎全为妇女。正月十六庙会已有比较久远的历史，至少在上个世纪初即已存在，并一直延续至今。1938年之前，禹王台庙会曾经非常兴盛。从正月十二开始，就有香客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赶来，到正月十六这天而达于鼎盛。辐射地域范围，除禹王台附近周边村落外，还有潍坊、寿光、昌邑等地。人们点香烧纸、磕头敬拜，此外还要搭台唱戏、玩龙灯、扭秧歌等，既娱神亦娱人。另外，兴盛的庙会亦吸引了大量商贩前来，届时禹王台周边百货云集，有牲口市、木货市、玩具市、农具市、食品市，等等。1938年之后，随着日本人的进驻及庙宇的被焚毁，庙会开始呈衰落之势。抗战胜利后，禹王台庙会又逐渐走向繁盛，虽然庙宇未被重修。一直到解放后的“文革”时期，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庙会活动大为衰落，虽然也有一些民众偷偷前来烧香敬拜，但人数已大为减少，在地域范围上也仅限于周边地区，往日繁荣的庙市交易更是不见踪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此后庙会活动又逐渐恢复，但一直到1992年，随着大禹殿、老三哥庙及仙姑庙的重建，庙会才又趋兴盛，但与抗日战争之前的全盛时期相比，已有很大不及。一是所来人数相对减少；二在辐射地域范围上仅限于禹王台周边区域；三是庙市大为缩小，牲口、农具、木货等逐渐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孩子们的玩具、烟花爆竹和饼干点心等。最近两年，庙会活动更显兴盛。以2011年为例，从正月初一到十八，人流陆续不断。据统计（通过门票），前后所来人数不下十万人，除潍坊当地人外，还有来自威海、青岛、东营甚至东北等地的香客。
三月三庙会，是1992年庙宇修复之后才形成的一项传统。三月三本是当地民众过神仙的日子。作为神仙之一种，自然也要给狐仙过节。这天，禹王台村家家户户的妇女几乎都要到禹王台烧香、发喜钱，周边其他村落民众也有前来者，总数约在几千人左右。另一种就是在家中摆供祭拜，早晚各一次。还有一种则是在路口对着禹王台的方向祭拜。这主要是在禹王台村之外的村庄，家中有事之人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多采取此法。也有香头组织村民在路口祭拜者，在路口摆好桌子，放好供品，对着禹王台的方向祭拜。总之，与正月十六庙会相比，三月初三活动相对简单。此外，九月初九也有围绕禹王台的庙会活动，但由于时值农忙，因此人数很少，范围也主要限于禹王台周边一二十华里内。
庙会外，其他时间也有围绕狐仙的信仰行为。具体又可分为两种，一是普通村民，二是顶狐仙的“香头”。普通村民（主要是妇女）平日针对狐仙的崇祀行为主要是每月初一、十五的到禹王台的烧香祭拜，其他时间相对较少。对于禹王台村民而言，由于有地理之便，加之不会收取门票（下详），初一、十五外，其他时间亦可随时上台祭拜。相比之下，其他村的村民平时主要是有事所求时才会前来。初一、十五外，平时也会有人前来，只是数量很少。这些人可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前来敬拜神灵或烧香还愿者，所占人数最多，时间通常是在上午；一是参观观光者，闻禹王台之胜境，路过此地顺便前来看看，以男性居多；三是找弘耀法师看病者。此外还有来台上求取“神水”、“仙药”者。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相信狐仙洞内的神水具有治疗疾病之功效，一时间家中有病人的人都纷纷到狐仙洞内求取神水，尤其是在上世纪60年代。“求神水的时候可了不得了，国家派了公安员来都办不了。那个人一坐一大片像赶集似的，都劝不了。后来就使那个高粱秸把四周夹起来，用泥泥起来，到末了也让群众给扒了。[17]”最近几年，求取神水的活动已很少见到，只在村民口耳相传的狐仙传说中还有大量存在。此外，人们还相信禹王台上的一草一木由于沾染了狐仙之灵气而具有治病之功效。很多来上香的，都会顺便从台上拔点草带回家。另一种崇信活动是到禹王台挖取少量泥土涂抹灶台，认为这样可以沾染狐仙之神气而有利于全家的平安与健康。相比于普通村民，香头对狐仙的祭拜行为要频繁的多。在当地，成为香头被称为“安上桌子”，通常都是中老年妇女，每村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她们家都供奉有狐仙画像或塑像，庙会外，每月初一、十五这些日子也要在家中摆供。平日她们的主要活动就是为普通村民治病救灾。先在狐仙神像前摆好供品，然后轻声念拜，狐仙便可附身。不同的香头所顶狐仙并不相同，有的是老三哥，有的则是绪同哥或于惠哥。狐仙附身之后，先由香头通报下跪为何人、所求何事等，然后再由所求之人禀明来意，最后由香头在病人病灶处抚摸几下，身体即可很快康复。
对当前禹王台之狐仙信仰，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信仰的私有化”对信众观念与祭拜形式的影响。1992年禹王台庙与老三哥庙修好之后，肖家营乡即成立一个由六人组成的禹王台庙管委会，对除禹王台本村村民之外的所有祭拜者收取两元钱的门票。1995年，因效益不理想，又由乡政府管理转为个人承包，至2009年的弘耀先后经历了三届承包人，门票也从两元涨到了五元。这不可避免对民众的信仰心理与行为产生了诸多影响，最主要表现就是信仰场所的变迁，既越来越多的人由上台祭拜转变为在家中祭拜，而这在正月十六庙会之外的其时间内表现得最为明显。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最主要原因即是门票的收取。虽然只有五元钱，但考虑到地处农村、尤其是以中老年妇女—收入微薄或根本无收入—为主要信众的现实，致使看似微不足道的数目却将她们阻挡在禹王台庙门之外。正如在谈到为何初一、十五来的人减少时，一位老年妇女所说的那样：“初一、十五这也来得少了，那五块钱个人觉得是很紧吧，农村哈。咱村不收，临近庄村的人来的要收。本来来得很多来，这来得少了。（笔者问：‘关键是五块钱？’）唉，对，五块钱啊。五块钱个人觉得是很什么啊。在家里烧是一个样啊，在家里烧烧香，反正老人家一驾云哪里也能去了，哪里他也帮助，东北都信这里的老人家。[18]”因此，对这种收取门票的行为很多人都颇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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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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