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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柯在上述情境里一直在向同龄人老杨表达自己家庭生活中的不满情绪。占卜师老杨显然已将自我角色从同龄人成功地上升为“玄学家”，援引因果、修行等道理劝解老柯。事后老柯抱怨说“怎么被他数落一顿”，这个抱怨背后的意思是老柯一个有更高社会地位的公务员却被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同龄人教训。但在具体的对谈情景中我们发现老柯在老杨的谈玄论佛面前找不到发难的突破口。占卜者之所以能做出居高临下的指点姿态，是因为在占卜咨询的场景里，他们首先临时占据了一个知识技术专家权威的地位；再占据道德高地，占卜者就不仅是知识和技术专家，也是道德权威。从而一个更饱满的等级关系就在占卜者和顾客之间建立起来了。占卜师从出售日常实用技术的“师傅”，变成了交往日益稠密的心理咨询师，甚至可以在一些忠实的顾客那里上升到讨论存在与人生意义的“导师”的高度。这个逐步升级的过程，可以看做是一种伦理自我的构成（ethical autopoiesis）（Fabion，2011：27)。
另外，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事实与价值判断合流，客观上使得占卜在主流社会价值体系中合乎价值理性。这种言之凿凿的道德讯号能够弥补没有应验的或模棱两可的判断。占卜实际上借用了道德和宗教领域的信用来佐助事实判断，也调整着占卜对话双方的权力关系。笔者在调查期间应亲友要求为他们提供一些占卜服务时，发现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地掺进一些讲理和劝说，这些举措，不仅是出于为对方福祉的考虑，也明显能增加笔者自己在做判定时的信心——“我的判断可能和事实判断有误，但讲理肯定是不错的，我在占卜中临时获得的权威地位得以维护”。通过在实然领域和应然领域之间来回往复，占卜圈定了自己的“真值”领地。
道德话语也影响着占卜的职业化。从表面上看占卜作为一个污名化的职业，需要儒佛等大传统的道德法则和规劝行为来“装点门楣”，提升职业的公共意义和社会地位。他们明确地强调自身职业对顾客日常生活的积极作用。在调查中，占卜师经常向笔者陈述自己以往的占卜案例，强调其咨询改善了顾客的社会关系、拯救了婚姻、改造了问题青少年等等。顾客对于占卜的道德话语也有所觉察，认为“这些人（占卜师）起码能劝善。”占卜师同时满足了顾客的技术期待和社会期待，道德话语使得占卜师为本身职业找到了社会性的支撑点。
信佛的占卜师赵老师平时做占卜业务和谈论佛教时都经常向人提及的一个谈资是儿子考公务员的故事。下文来自采访中她对这个故事的重述：
儿子23岁了，考的公务员。我们全家都有周易天赋。他3岁有一次盲人给算命。说他八字旺，两个极端：要么非常好要么很差，混黑社会。算命先生说这孩子不愿意学习，要好好教育，或许成大器，要不好好教育很难管教。我在人生过程中，默默关注我的孩子，注意孩子培养成一个正道上的人。他小时确实不想学习。五年制小升初确实考不上。从他大学开始我就开始用周易了。我儿子学习不好，考公务员更难。07年上大学我就开始用周易给他选学校专业，根据八字给他定位。最后给他选的公安。他学习不好，上专科。你走上社会干什么适合什么很重要的。孩子一定要学刑侦，因我儿子“煞”比较旺。毕业后考公务员，选培训班又根据五行八字报名。终于到了最后一关就是体测。我儿子体重超重30斤。所有的减肥方法都试过，就是不下来。抽脂也不行。你说我们怎么做？那时离测试还有一个月，用尽了世上各种减肥方法，一直没有降低，那时面试前还有半个月。最后离测试10天，儿子不吃不喝也没有掉下来。我们就念地藏经，念经求菩萨。等到测试时，体重这项取消了，过关了！我非常感动。一想就掉眼泪。我就开始助印经书。每年七月二十九带孩子去九华山，跟他说“你去把垃圾免费打扫一遍”。这么做也是一种感恩吧。
在这段叙述中，赵老师作为母亲对孩子成长的倾心关注，和对儿子公务员职业的骄傲构成两条主线，其间穿插着对本人周易预测效果的宣传。佛教神灵在实际生活中显灵以及对奇迹的感念则深深撼动了赵老师的精神世界。一些占卜爱好者曾向我指出佛教徒注重自身德行的印象有助于扭转行业的负面社会形像，我们应该超越这种功能性的解释——占卜师其实同时以佛教道德资源辅助建设职业伦理，在佛教信仰和占卜职业实践两者之间奔走着处理人我关系与职业认同。赵老师对外界总是强调自己通过周易来传播佛教，在网络日志中她这样总结其观念和业务系统：“八字是人生行驶的一部车，名字是人生的行驶的道路，六爻是人生的导航仪，风水品德积善修行信仰是人生命运的转折点。”赵老师将占卜作为工具、平台，将佛教作为法则道理，将修行比作改变命运路途的转折点，是一种融合了占卜的命定论和佛教超越性的命造观的民间实践。依托于佛教，能祛除占卜算命“封建迷信”“坑蒙拐骗”的职业污名，更为自己的日常职业操作注入价值感。道德说教或宗教劝诫，使占卜师成为一个主动的去改变别人的道德主体甚至权威。
结论
本文通过描述占卜从业者的言说与行动，凸显了实践者解释创造、裁制真实的能力，强调占卜从业者本身是一个伦理主体，不仅在扮演专家角色的互动中影响到了顾客的道德推演（moral reasoning），其伦理主体的达成也是一个过程性的存在。在本土世界观与思维方式、占卜污名化地位、占卜师与顾客的博弈互动的交叉作用下，占卜也是占卜师和顾客作为道德主体的动态塑造，背后浮现出一个富贵与忠孝并重的命运观念。占卜师不仅仅是命运这个封闭的必然性世界到混乱无序的生活世界之间的“摆渡人”，他们在阐释命运时，从道德判断的角度“雕刻”着自身以及顾客。
一些研究流露出对中国道德环境恶化的担忧。阎云翔(Yan，2009)认为中国正面临社会信任的下降，慈继伟（Ci，1995）将对享乐的追逐看作文化创伤的后果。阎云翔(Yang，2013)进一步认为基于奋斗个人的伦理来自对成功的焦虑。以富贵为好命特点的本土占卜之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趋势，调查中占卜师普遍说求财咨询近年大量增长，也印证了上述结论。然而占卜的流行也增加了对所谓道德滑坡新的理解。占卜关注个人实利，即便如此，其奠定性的学理原则以各项关系达到内外相互平衡为前提，引导人们去思考他们的社会角色。当代新自由主义式的“自我”定义认为，人作为理性、计算的生物，其道德自治是依据自我关照与自我实现的能力来衡量的(Brown，2005：42)。本土占卜复合的命运观破坏又支持这种自治的立场。占卜在天意、命运的脉络里承认个人能动性的局限性，以“命运不由人”的理念摘除了压在个人头上的沉重负担，同时占卜又强调人需要“为自己负责”，通过伦理修为来正命、改命，求得个人成功。占卜为现代性的个体伦理提供了替代性的却又不全然颠覆的解释方案，这或许是占卜在现代社会流行的一个缘由。
（本文刊于《宗教人类学》第7辑，2017年8月。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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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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