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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呜怜儿”就是吐谷浑人的《阿于（wu）歌》
在作出上述的考证之后，笔者要进一步指出，花儿两大流派中的洮岷花儿南路派的“阿呜怜儿”，就是当年吐谷浑人传唱的《阿于歌》。
“阿呜怜儿”是中国花儿两大流派之一的洮岷花儿南路派的唯一曲调，高亢激越，质朴粗犷，结构简单，有明显的原始特质。起唱时猛呼“阿呜阿呜”（或“啊欧啊欧”），且句句均以“阿呜”（或“阿欧”）起调。隔山呼应，隔水问答，真情实感，发自肺腑，以直截的倾诉切入人心，引起听者心灵的震颤。由于音调过高，超出正常音域，演唱者多用假嗓子（即尖音）歌唱。“其格调的悲壮，声音的高亢颤动，形式的单纯，都是从蒙藏游牧民族的歌唱脱胎而来，不同于一切山歌的靡靡之音。虽然内容尽管脱不了一切民间歌谣的歌咏爱情为中心的本质，但是直率豪迈的气概，流露于音色字眼之间，充分的表现了明朗爽快的‘西北精神’。”
张亚雄先生概括的花儿的这些审美特征，几乎就是针对“阿呜怜儿”而言的。甚至，“阿呜怜儿”的审美特征，还要比张亚雄概括的更加强烈、突出，有过之而无不及。故其又有“身扎刀子似的尖厉”的“扎刀令”的贬称。
宽泛地讲，河湟花儿（或称河州花儿）可以包含除“阿呜怜儿”外的一切花儿。普通的外地人听了河州、青海、宁夏乃至洮岷北路派的花儿，几乎感觉不到大的分别，但“阿呜怜儿”却无法被归入其中。一曲“阿呜怜儿”，可以独自挑起中国花儿的半壁江山，这是因其突出的原始特征所决定的。
“阿呜怜儿”这一曲调，以二郎山为传唱中心，密集流行于岷县的东、南、西部和宕昌县北部这一地域。另外，在漳县东南部、迭部县东北部、舟曲县南部等地，呈散点分布。
“阿呜怜儿”个性鲜明的曲调特征、超级稳定的乐句结构，是在同一地区经过长时期强化反复的结果。
当年吐谷浑“度陇而西”，到达洮水边上，立足未稳。《阿于歌》的传入，恰逢其时。吐谷浑以此作为强大的精神武器，在部族中强力推行，广泛传唱，以起到凝聚人心、鼓舞志气、抒发感情的“国歌”的作用。吐延、叶延等子孙，继承这一精神武器，在征战、迁徙的过程中，不忘传唱。在吐延翻越迭山南下征服龙涸、昂城之地氐羌时，就随之传唱到那里。李璘先生所记的博峪山歌，应是彼时的产物。
吐谷浑人一贯“向慕华风”，积极吸收汉文化，再加上北魏孝文帝都洛之后，强力推行汉化政策，禁止鲜卑语，《阿于歌》的歌词逐步消失（也有分化流传于花儿中的可能），但其曲调早已深入人心，在这一地区的民间完整保留。“不会写诗也会吟”，在民间完整流传的《阿于歌》的曲调，因其强烈的抒情性，被地方各族民众承袭，用以抒发感情，倾诉苦难，歌咏生活。如是代代相袭，流传至今，成为今日的“阿呜怜儿”。
“阿呜怜儿”密集流行于岷县东、南、西部和宕昌县北部这一文化地理特征，与这一带草场密布的自然特点完全吻合，与原兰州军区岷县军马场的分场分布完全吻合，从而更加说明“阿呜怜儿”的密集流行区，即是吐谷浑人当年的驻牧地。
逆向论之，距岷县城二十公里以外的北部地区，虽然同处于洮河沿岸及浅山区，且无什么障碍阻隔，但却没有“阿呜怜儿”这一曲调流行[url=#_ftn73][73][/url]。其中的原因，十分明确：岷县北部地区一直是干旱山区，地方人称“干北路”，没有必需的牧草，自然不适宜吐谷浑人驻牧，也就没有“阿呜怜儿”的传唱；而毗邻岷县南部的宕昌县北部数乡，都曾有牧场，故有“阿呜怜儿”的传唱。
而散点分布“阿呜怜儿”的漳县、迭部、舟曲等县局部地方，都是吐谷浑部族早期的短时间征战、驻牧地，都有草场可供放牧。当时“阿呜怜儿”正在流行，并未发生变异，其它的花儿曲调自然也未产生，故这一曲调被吐谷浑人原原本本带到了那些地方。
“阿呜怜儿”这一名称，在该曲调盛行区岷县一带的民众中长久流传。因该曲调起唱时猛呼“阿呜阿呜——怜儿”、且大多句子开头都加“阿呜”的呼号而得名。“怜儿”，是紧接“阿呜”后缀的单音节儿化音，发音为“lir”。
前已考清，“阿于（也即阿呜）”意为“阿哥”，“阿呜怜儿”起唱时猛呼的“阿呜阿呜”，就是慕容廆当初“阿哥阿哥”的呼唤，被声声重叠、不断反复，以抒发思念之情。在其它歌词消失（或分化）之后，“阿呜”一词被凝固下来，成为该曲调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和基本特色。因之，又成为该曲调的代称。而“刀子扎身”般的凄厉，正表明了呼唤的强烈程度。
当年的《阿于歌》应是由同一曲调的若干首歌曲组成的“组歌”。以今日的“阿呜怜儿”观之，其乐句简单，为单乐句结构。其歌词多以三句式为主，也有两句、四句的。另外，有类似长篇叙事诗式的“整花儿”，其乐句结构还是单乐句，只不过随内容的长短作反复而已。可以肯定，当年慕容廆抒发思兄之情，不可能只唱三五句、十来句，而是从方方面面淋漓渲染，极尽思念、呼唤之情。甚至还可能召集亲属部众、乃至众多女性，参与创作，竭力抒发思念、爱慕之情，以呼唤吐谷浑及其部众回归，协助自己开创大业。花儿中大量热烈、直露的情歌，似乎与以上原因有关。
花儿学界对这一曲调的称谓，有三类表述：
一、“阿呜”类。
在1940年重庆青年书店版《花儿集》中，张亚雄首次使用了“阿乌令”的称谓：“岷州有‘阿乌令’，洮州有‘尕莲儿令’。” [url=#_ftn74][74][/url]“盛行于岷州一路者叫‘阿乌令’。”
此后，这一表述为广大研究者沿用。2006年，由中国民协组织编写的官方性质的权威著作《大西北之魂——中国花儿》称：“二郎山花儿的曲调叫[阿呜连儿]，亦称[阿欧令]，因曲调起音突兀上扬、高亢粗犷，好似尖刀刺人发出的尖叫声，人们也称[扎刀令]。”
这一说法，同时指出了三种表述，首肯“阿呜怜儿”。
二、“啊欧”类。
1980年代以后，有较多的学者以“啊欧连儿”、“啊欧怜儿”等来表述这一曲调，这也是来自民间口头的称谓之一。因发声用气方法的不同，有些人在该曲调起腔时唱为“阿呜”，有些人唱为“啊欧”，故民间先有了“啊欧连儿”的称谓，再加上后来多数学者使用，这一称谓目前已成为该曲调的主流称谓。
前已说过，“怜儿”、“连儿”，在民间口语中，均为单音节儿化音，发音为“lir”，与岷县民间所称梨子的“梨儿”的发音完全相同。而“令”，则是研究者使用的称谓，与民间的原本称谓无关。
三、“铡刀”（“扎刀”）类。
1940年重庆青年书店版《花儿集》中，对这一曲调，有“扎刀令”的表述，后也为较多的研究者使用。此乃以其高亢、凄厉的曲调特征而起的贬义性称谓。而岷县民间，则有“铡刀怜儿”的称谓。其中的“铡”，读“杂”而发音为四声，并不同于民间读“扎刀”的“扎”（音调为三声）的发音。民间的“铡刀怜儿”这一称谓的缘起，尚不得而知，似与打柴活动及用具有关。
“铡刀令”这一称谓，也为较多的研究者使用，如《青海花儿曲选》载有朱仲禄演唱、林川记谱的《铡刀令。
上述三类称谓中，“阿呜”类使用最早，当源于该曲调在民间的最早称谓。“啊欧怜儿”是因歌手发声用气方法的变化而起，使用较晚。“扎刀怜儿”（“铡刀令”）是对该曲调的外在特征或演唱场合的概括，与曲调本体无关。
前已证明，“阿于”、“阿乌”、“阿呜”、“阿吾”等，同为一音，都是拟音，意为“阿哥”。至于《阿于歌》的“歌”字，同那个“之”字一样，也是后来的汉族史官们加进去的，并非慕容廆等人的原创。可以肯定，四世纪初的鲜卑民族，也还不会使用汉人的这个“歌”字，他们只是“阿呜阿呜”地唱，而不管称“歌”还是叫“曲”。
相反，“阿呜怜儿”的“怜儿（lir）”，我倒认为是慕容廆们的原创，其意类同于“可爱的人”、“爱人”、“尊敬的人”、“思念的人”、“心疼的人”等等。
前已说过，为了表达思念、呼唤之情，慕容廆需召集多人创作。除了父母，什么人的呼唤最能打动人？兄弟之情，固然血脉相连，情人的呼唤更能动人。浑、廆分道扬镳时，其父已经亡故。吐谷浑虽长而为庶出，料其母也已不在人世。因此，《阿于歌》中是少不了情歌的。何况，吐谷浑之父徒河涉归曾“分户七百以给吐谷浑”。吐谷浑带来的这七百户人，与慕容廆部众能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吗？吐谷浑与慕容廆的兄弟关系、慕容廆亲属与吐谷浑的种种关系、慕容廆部众与吐谷浑部众的种种关系，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花儿以情歌为主流的抒情特点。而花儿中“阿哥”“尕妹”这类词语的巨量产生、“我把仙麻丢在远路上”、“出门的阿哥们远了”、“出门的阿哥孽障大，家里的尕妹苦大”、“尕妹的眼泪淌干了，阿哥他走的远了”这类意象的反复出现，不也印证着它与生俱来的悲情基因和历史情境吗？
因此，洮岷南路花儿“阿呜怜儿”这一曲名，音、意均与吐谷浑人的《阿于歌》完全一致，“阿呜怜儿”，就是吐谷浑人当年传唱的《阿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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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2015-1-9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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