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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传承与荷马研究有什么关系？一个是中国的戏曲表演传统，另一个是古希腊史诗的研究。一个是舞台上的唱念做打，搬演的是中国的民间故事；另一个是长篇巨制的英雄史诗，讲述的是古希腊的神话传说。昆曲舞台上，演的是关公单刀赴会、唐明皇杨贵妃夜半私语、杜丽娘游园惊梦、朱买臣马前泼水；荷马史诗则像弹词说书，讲述的是阿岂力士的愤怒、特洛伊的战场风云、奥德修斯浪迹天涯、漪色佳岛歼灭众凶。有什么关系？看起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当然，有些研究比较文学的专家，认为天下文章没有不可比较的。于是，洪升《长生殿》写的安禄山之变，可以和《伊利亚德》的疆场鏖兵做比较；汤显祖《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花园寻梦，可以和《奥德赛》的潘妮萝碧独守空闺做比较。橘子和苹果比较，火星与金星比较，太平洋与地中海比较，唐朝人戴的襥头与罗马人穿的凉鞋比较，莎士比亚的胡髭与李清照的眉眼比较，真是天下没有不可比较的。我真不知道这样的比较文学，在比什么、较什么，对学术有什么贡献？依我看来，只是混淆不同文化范畴的文学传统与文本，一笔糊涂账，愈比愈胡涂，倒是可以创立一科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名曰“文学糊涂学”。
那么，把昆曲传承与荷马研究拉到一起，是不是也属“文学糊涂学”的一支呢？那倒不是，而是大有其内在相关的道理。关键是，昆曲表演与荷马史诗都属表演艺术，都有演唱传统，都涉及“非实物文化传承”（我实在不喜欢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内在运作。相互比较，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口传心授的艺术传统是如何继承、如何薪火相传的，又是如何让传承者通过传统技艺的内化，在展现演艺传统的表演时刻，即兴发挥，使传统程序变成光辉耀眼的艺术提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演艺传统更加丰富、更加细腻精致、或是更加沛然磅礴。荷马史诗的演唱传统，显然不是文本（文字传统）所能完全桎梏与掌控的，这也给我们一种启示，去思考昆曲剧本（“案头之书”）与舞台演出传统（“筵上之曲”）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学术研究上，把荷马研究从古籍校勘中挣脱出来，从诗歌文本的文献研究中解放出来，把荷马史诗放回到史诗演唱传承的范畴，回归到表演艺术领域，是哈佛大学三代学者的贡献。从1920年代开始的Milman Parry（1902-1935），到他的学生Albert B.Lord（1912-1991），再到继承这一学术传统、仍在哈佛任教的Gregory Nagy（1941-），三代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才使我们超越了过去以文献为主、白首穷经式的荷马史诗研究。荷马史诗原来是个演唱传统，只有在演唱传承绝灭之后，文字记载才成为“退而求其次”的文化传统。
人类文化传承的载体是多元的，并非只有文献研究。研究中国戏曲传统也一样，不能只是考证文本，要认清这是活在舞台上的文化传统，是表演艺术的传承。比荷马史诗更可贵的是，昆曲还活着，还活在二十一世纪的舞台上。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08-11-9 6:41:59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谷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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