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问题

 

　　民俗之“俗”与通俗之“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文化传统，是高端的非同寻常的东西，比如书法、古琴、昆曲，哪一样都是精妙绝伦的。就是传统的民间新年，贴出一副对联来，都是一种优雅的文化，所以民俗是雅致的生活形态，是用来改造通俗的日常生活使之雅化，而不是相反。（参见：田兆元：《民俗本质的重估与民俗学家的责任—一种立足于文化精华立场的表述》，《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民俗文化是文化精华，是千百年来经受时间考验，为世世代代的人民所认同的文化形态。民俗是不朽的文化遗产，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丧失其价值，总是在时间的长河里熠熠闪光。民俗的精华属性是不容置疑的。以民间文学为例，牛郎织女故事有２０００年以上的历史了，而孟姜女故事也可以追溯到２０００多年前，晚近一点的白蛇传故事，也有８００年以上的历史。这些故事具备永恒传承的价值，无论是艺术魅力还是文化含量，都是一般文人创作难以望其项背的。所以民俗是文化精华的判断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民俗学过去一个错误的表述是“民俗有好有坏”，这是民俗学的糊涂观念。现在看来，民俗是精英创造的文化精华，哪里来的坏民俗呢？我们认为有陋习，比如赌博、嫖娼等社会恶习，那是与民俗格格不入的东西，绝不是什么民俗。民俗是文化遗产，国家将民俗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个大类之一，是使用了民俗的狭义的概念，仅仅包含岁时节日，民间信仰与习俗等。广义的民俗即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内容，非遗的十个大类早就列在民俗学的教科书中。国家将民俗传承列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重要举措，也是对于民俗的精华功能的正确认识所致。

 

　　这就是我们对于民俗属性的一般理解，是民俗的基本属性。当我们树立了这样的民俗观念，民俗的低俗地位便一扫而空，民俗学者便站在社会文化的前列来主导社会文化的发展了。因此，民俗学承担的功能便大大增加，一是民族国家与地域文化认同，二是经济建设文化创意，三是通过民众教育实现公序良俗、醇厚民风的建设。钟先生等老前辈期望的民俗学的使命便有望在新世纪得到真正的实现。

 

　　三、民俗研究转型：政治民俗学与经济民俗学

 

　　过去的民俗研究把民俗局限在口头传承的那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民俗的体量和能量都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这是我们对于民俗的结构和类型没有很好的理解所致。民俗是一种叙事的形态，叙事性是其存在的重要方式。但是这种叙事绝非仅仅局限于口头和书面文字。我们把民俗叙事分解为语言（口头的、书面的）的叙事，仪式行为的叙事，物象（图像的、景观的———人造的和自然的）的叙事三位一体的构成。这样一种结构在端午节的民俗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关于屈原投江传说（或者伍子胥传说）情节复杂，语言叙事形态丰富。但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往往举行以粽子投江，祭拜屈原和龙舟竞渡为核心的仪式，这些仪式活动上演了屈原投江的故事及其民众对于英雄的怀念，是典型的行为叙事。在端午节活动中，屈原雕像、龙舟、粽子，以及相关神庙和江河自然景观，以物象形态一起讲述了端午传说故事，因此是物象叙事。我们将语言叙事拓展开去，也为民俗的应用打开了空间，如仪式表演的惊艳具备观赏性，而神庙等人工制作和自然山水同意具备观赏性，其用于观光旅游，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等，都具备了无限的可能性。近年张晨霞博士、高海珑博士和余红艳博士的地方传说研究，都采用了三种叙事模式来研究，取得很好的成绩。三种叙事模式是从民俗结构上进行的内容拓展。

 

　　民俗的分类研究决定了民俗的体量和内涵。钟先生论文提出了“理论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历史民俗学”几个大类（参见：钟敬文：《建立中国的民俗学学派论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１期。）而在他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一书中，民俗被分为“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社会组织”、“民俗信仰”等十个大类。这样看起来颇有些琐碎，并且缺失了两个最大的类型，那就是“政治民俗学”和“经济民俗学”。

 

　　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相比，民俗学在政治与经济研究方面的缺位，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在知网上，以“政治社会学”为主题的论文有７００多篇，以“政治人类学”为主题的有１２０多篇论文，但以“政治民俗学”为主题的论文目前一篇都没有。可见，作为民俗主要功能之一的政治功能完全被民俗学研究所忽视。而以“经济社会学”为主题的论文有８００多篇，西方经济社会学已经在纪念经济社会学百年的活动，“经济人类学”也达３００多篇，而关于“经济民俗学”仅仅有５篇论文涉及该问题。真正以“经济民俗学”为题的学术论文只有笔者曾经写过一篇，何学威先生编写过一本关于经济民俗分类的书。民俗学的政治研究和经济研究是如此薄弱，学术研究与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如此疏远，这就难怪学科被边缘化了。

 

　　在历史上，民俗在政治生活中承担了重大职能。无论是观风知俗，还是移风易俗和因风顺俗，都是民俗政治化的表现。民俗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地方认同，都是一种民俗政治问题，而社会风气，公序良俗的建立，也是社会政治秩序的体现。民俗用于国家治理，民族成员发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或许这种功能太过强大，曾经被希特勒所利用用于宣传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带给民俗学伤害。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应该继续深入研究政治民俗学的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些问题。今天，政府要发挥民俗的爱国主义功能，教育功能，从中都可以看出当代政治管理的科学追求。

 

　　政治民俗学主要研究民俗的社会治理功能，民俗认同建构功能两大问题。同时也要关注民俗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问题。除了这些功能性的研究，我们还应该研究政治民俗的形态结构，实现方式，应用强度，以及相关社会冲突与和谐问题。要让政治民俗学成为当代政治科学管理，民主管理的一项工具。

 

　　经济民俗学研究经济活动中的民俗，同时研究民俗经济。民俗经济巨大的体量我们尚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认识它。民俗经济由民俗消费平台（节日消费，婚丧礼仪消费等）和民俗产品生产销售两大部分构成，前者占到人们消费的三分之一左右，因此有惊人的消费额度。民俗经济是一种认同性经济，情感性经济，有与其他经济活动不同的逻辑。经济民俗学主要是探索认同性经济的轨迹。（参见：田兆元：《经济民俗学：探索认同性经济的轨迹———兼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本质属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民俗学的当代转型主要应该转向对于政治民俗学和经济民俗学的研究。这样，民俗学便站到社会的前沿，言说社会的主流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