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问题

 

　　这样的悲观情绪弥漫在世界民俗学中。但中国民俗学界不愿意引用这段话，也许一是怕影响青年人的情绪，二是安慰稳定自己的情绪。我们不敢面对现实困境，当然缺乏改革勇气，也就没有方法和措施。阿兰•邓迪斯是一个敢于面对现实的学者。他指出，宏大创新理论的缺乏，以及大量不专业的人员参与，是导致民俗学衰败的重要原因。阿兰•邓迪斯这样的勇敢反思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他愤怒地批评美国民俗学只是一个追随者，没有理论话语，女权主义和表演理论都是没有理论的东西。但是他对于民俗学衰败的真正原因的认识模糊，也代表了整个美国民俗学界处于方向上的迷失状态。他的反思是形式的反思，没有触及美国民俗学的真正弊端：这个学科对于当代变化的世界没有应对方式，坐以待毙。阿兰•邓迪斯没有改变民俗学的“解释性”的主导倾向，没有开辟民俗学的新的学术范式，再多的解释，也还是解释而已。民俗学就是为了告诉人们：为什么有的人认为太阳是男性的神，而月亮是女性的神；但有的人又认为太阳是女性的神，而月亮是男性的神吗？

 

　　民俗学在美国本身就不够独立。民俗学者将其分为人类学的民俗学和文学的民俗学。阿兰•邓迪斯自己也是这样表述的，缺乏明确的学科意识。一个学科被另外一个学科吞并，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在欧美，认为民俗学隶属于人类学的主张很多，这种表述有些源于人类学者认为民俗学的研究与人类学大同小异，有些源于民俗学者本身就是人类学者，所以他们认为民俗学隶属于人类学一点也不奇怪。此外，民俗学者本身缺乏自主性，内心表达出对于人类学和文学的仰慕，造成学术自主性不强，其结局可想而知。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民俗学正处在“劣汰”的过程中。民俗学愿不愿承认自己的“劣”呢？或者知道自己“劣”，却没有反思自己到底“劣”在哪里呢？中国有一些民俗学学科因为身处文学院或者中文系备受煎熬，摆脱不了民间文学的边缘性困境，因为民俗学不再属于文学学科，文学学科没有滋养民间文学的合法性了，能够边缘生存在那里都要谢天谢地。也有一些学校明明知道社会学应该发展民俗学，却拼命顶住不给民俗学合法空间，固执地认为已经有了人类学，还要民俗学干什么？对此，我们曾经劝说很多处在文学院和中文系的民俗研究者，要壮士断臂，像摩西出埃及一样，将民俗学放到法定的空间去发展。而对于那些社会学院或者社会学系不愿意接纳民俗学者，我们应该以法律武器和舆论工具，以及考核制度工具予以破解。民俗学者应该理直气壮地在社会学大家庭中成长。

 

　　为什么民俗学已经确立了社会学的学科属性，给了学术空间，但大家不愿去；而社会学明明知道民俗学属于自己的二级学科，却不愿意接纳？这个中原因很简单，民俗学不太清楚自己该做什么，存在进入到一个新的学科的恐惧心理。这也让社会学有理由觉得民俗学与社会学无关。社会学的态度，其实是民俗学自己的行为传达引起的。大家不太知道民俗学究竟为何物，把一个不明的对象纳入自己的单位，或者把一个被认为不重要的对象纳入自己的单位，几乎是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的。对于社会学的不接纳，我们首先要自我反思，假如我们真的很厉害，人家为什么要拒绝？人家是怕民俗学学术水平太厉害，社会服务能力太强而抢了社会学的饭碗吗？事实可能根本就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把民俗学的人类学研究、民俗学的文学研究和民俗学的宗教学研究等列为自己的学科分支，但是民俗学不能被看做人类学、文学和宗教学的杂烩。民俗学必须务实地到社会学学科下发展。在一时难以达到此目的情况下，民俗学要建立一个包容的学术共同体，其中可以包含人类学、文学、宗教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民俗研究者，也要包容社会上的民俗研究群体。

 

　　阿兰•邓迪斯所认为的民俗学衰败的第二个问题，其实不是问题，正是拯救民俗学衰败的资源。在美国民俗学会的年会上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社会对于民俗还是很关注的，公共民俗学比较发达，这应该是民俗学发展的最好社会土壤，不应该轻易排斥。

 

　　民俗学应该强化独立的学科意识，不能总是做追随者。这是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民俗学功能定位与研究实践存在矛盾。民俗学的功能是什么？我们的前辈有很好的表述。钟敬文先生在《建立中国的民俗学学派论纲》一文中指出：民俗学一是清理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财富，二是增强国民的文化史知识和民族意识民族情感，三是资助国家新文化建设的科学决策，四是丰富世界人类文化史和民俗学的宝库。（参考：钟敬文：《建立中国的民俗学学派论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１期。）这四点意见，第一和第四是属于资料学方面的，第二和第三是属于为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服务的，其立意是很高的。这是新世纪初的一篇论文，其中提到的很多的任务我们至今尚未完成。关于国家文化建设，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继承。社会上一般都会把民俗学看做文化建设的一支力量，而社会一般都会把民俗看做一种文化资源。中国的民俗学整体上并没有像阿兰•邓迪斯所说的那样，处于严重衰败状态。一方面，民俗学界开始有了一些学术自觉，主动投身国家文化建设大潮中去；另一方面，社会对于民俗在地区发展中的期待增加，支撑着中国民俗学不断前行。可是，我们在实际研究中又存在着与这一目标不相符合的情况。民俗学的学术成果一出笼，人才一推向市场，我们便发现自己的目标和行动是不一致的。我们很多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国家的文化建设，也与民族情感的培育不相干，一些学校培育出来的学生也没人要，这是一件很悲催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