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文所述，呈.达木丁苏伦是第一个专门研究《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的学者。他指出《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具有明确的女性主义倾向的新主题，并提出该作品的内容与某些元代戏曲很相似（《蒙古文学概要》，第 70 页）。德国著名蒙古学家瓦尔特海西希（Wa 汕 erHeissig) 曾在其两卷本《蒙古文学史》（1972 年）和其他论文中指出《娜仁格日勒的故事》与《琵琶记》有关系、但是，因为呈 •达木丁苏伦和海西希都不能直接阅读《琵琶记》汉文原本，不能对《琵琶记》与蒙古文《娜仁格日勒的故事》进行跨语言比较，所以他们只能提出问题，却不能进一步展开具体的探讨。然而，包括最新的四卷本《蒙古族文学史》在内的我国蒙古文学史论著中，对《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等受汉族文学和戏曲影响的蒙古文学作品的考证研究迄今未超过呈 •达木丁苏伦和海西希。如《蒙古族文学史》中写道：

国内外的研究者——包括我们自己，查阅了从唐代俗讲、变文到宋元明清的话本、拟话本以及印藏的佛教故事，没有发现与《娜仁格日勒仙女传奇》相同相似的人物、故事。这说明《娜仁格曰勒仙女传奇》的情节母题虽然来自中原和印藏，但它不属于翻译作品，而是蒙古人采用中原和印藏的某些人物、情节素材重新编创的故事。联系该时期盛行于蒙古地区的大量佛教故事考察，这种利用外来素材重新编创作品的做法，可以说司空见惯，十分普遍。所以《娜仁格日勒仙女传奇》等类似作品的出现，说明明、清之际在本民族民间故事和其他叙事文学的基础上，在印藏和中原佛教故事的影响推动下，人物和情节完全虚构的具有小说基本特征的传奇故事在蒙古地区已经出现。① 四卷本《蒙古族文学史》对《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的研究存在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没有充分掌握《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的各种抄本（同上，第 668 页），书中只提到了《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在蒙古国和俄罗斯收藏的情况，而国内收藏的情况只字未提，并且其分析和研究的对象实际上仅仅是呈 •达木丁苏伦刊布的版本，对《娜仁格日勒的故事》文本史料没有做辨别和校勘，因此可以说文学史料和文学理论两个方面都没有进展。二是该文学史的编写者虽查阅了从唐代俗讲、变文到宋元明清的话本、拟话本以及印藏的佛教故事，没有发现与《娜仁格日勒仙女传奇》相同或相似的人物、故事，但是遗漏了元代戏曲，没有关注《琵琶记》对《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的研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四卷本《蒙古族文学史》的编写者认为，《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的情节母题虽然来自中原和印藏，但它却不属于翻译作品，而是蒙古人釆用中原和印藏的某些人物、情节素材重新编创的故事，其中汉语文学的影响并不是中原的佛教故事，而是文学主题本身。有元一代，蒙古族入主中原，从此蒙古文化对元明清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彩响。方龄贵先生的《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等著作考订了元明清戏曲中的蒙古语，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蒙古族对元朝以来中国戏曲的影响。扎拉嘎等学者从游牧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切入，探讨了蒙古文学对元代中国文学的影响' 不过，这样的研究多局限于汉文文本中蒙古文学影响的探讨，而蒙古文学中汉族戏曲的影响，至今却没有人系统探讨过。

三《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和《琵琶记》的跨语言比较

笔者从人物、故事情节和叙事结构等几个方面进行具体的考证和比较研究。本文中，《琵琶记》的版本选用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十卷所收高明《蔡伯喈琵琶记》，《娜仁格日勒的故事》抄本在上文已有交代，因这些抄本内容几乎完全一致，所以除了细枝末节的逐字逐句的对照比较外，故事情节的比较中不逐一注明具体抄本。

《娜仁格曰勒的故事》和《琵琶记》的相同人物类型：

1.娜仁格日勒与赵五娘两部作品中塑造的女主人公都是作为古代女性榜样的 “有贞有节”的贤惠妻子。娜仁格日勒割下自己身上的肉为婆婆充饥，婆婆因误解而打骂媳妇，知道真相后感愧而死 I 赵五娘在饥荒年岁，典尽衣衫，自食糟糠，奉养公婆，亦遭婆婆误解，后又独力筑坟营葬，忍受了常人无法承受的磨难，只是因蒙古族并不盛行弹奏琵琶，所以没有靠琵琶弹唱行乞的情节。

2.乌恩 • 乌古勒格齐和蔡伯喈乌恩、乌古勒格齐通过科举考试得到高官，并受骗听信了刘国诺颜的谎言，与其女成亲 I 而秀才蔡伯階得中状元后被牛丞相看中而强迫招赘为婿。两部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都是无奈成婚，但是不忘原配妻子。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以及《张协状元》。此蔡二郎考中状元后，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人赘相府，对其妻赵贞女不仅不肯相认，竞还放马踩端，致使上天震怒，雷劈了蔡二郎，《张协状元》写书生张协遇盗落难,得到王贫女的帮助，结为夫妻，后来赴京考中状元，忘恩负义，不认贫女，反欲将她杀害（《全元戏曲》第九卷)。高明把蔡伯喈弃亲背妻改为被迫招亲，不忠不孝改成全忠全孝。这为元代后期一些作家将早期南戏悲剧作品的结尾改为大团圆开了先例。《娜仁格日勒的故事》中的乌恩 •乌古勒格齐并非负心弃妻的书生，而是孝子，因此更接近于髙明的《蔡伯喈琵琶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娜仁格日勒的故事》所接受的是已经定型的 “全忠全孝” 书生形象，而不是早期南戏中不忠不孝的负心书生。可能是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经过高明的改编、定型后，才影响到了蒙古文学。

3.刘国诺颜和牛丞相在《娜仁格日勒的故事》中，刘国诺颜是皇帝身边的最髙官，他软硬兼施，逼乌恩 •乌古勒格齐与自己的女儿成亲，甚至指使下人害死了娜仁格日勒。在《琵琶记》中，牛丞相也是使用种种手段逼迫蔡伯喈和自己的女儿成亲。

4.图娜勒金 •髙娃和牛氏图娜勒金 •高娃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子，她同情和尊重丈夫的原配妻子娜仁格日勒，亲切地称呼她为姐姐。牛氏也是称呼赵五娘为姐姐，并让赵五娘穿上自己的衣服。在两部作品中，两位女主人公都是和睦相处，她们都是妇德的典型代表。

5.赵老头和张公在《娜仁格日勒的故事》中，邻居赵老头来劝说男主人公赴京应举，日后又救济娜仁格日勒及其婆婆，帮助买棺材安葬婆婆。结局是赵老头的后人做了髙官。在《琵琶记》中，张公劝说蔡伯階进京赶考，并照顾其父母和娘子，赵五娘去京城寻夫，他又帮助守护蔡伯喈父母的坟墓。

6.送信人和侍女两部作品中除了以上人物以外，还有一些人物也具有对应的特征。在《娜仁格日勒的故事》中，男主人公派一个仆人给家里送信，不料被刘国诺颜发现，把送信人关进地牢。有的抄本中，娜仁格日勒和她的婆婆还收到丈夫从京城梢来的家信（《蒙古文学板要》，第 65 页）。在《琵琶记》中则是信使去蔡伯喈家，未见赵五娘，只见张公。在《娜仁格日勒的故事》中，五个使女害了娜仁格日勒，最后得到报应。

从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和《琵琶记》中的几组人物在故事中的作用、人物性格特征诸方面都能相互对应。这说明，《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的人物原型与《琵琶记》的人物有密切的关莩，也说明了两部作品的对应关系。

《娜仁格日勒的故事》与《琵琶记》的相同故事情节，最主要的有：

劝说应举和权势逼婚。

自食糟糠和割肉喂婆婆。糠和米的比喻是十分生动形象的，但吃糠对于游牧的蒙古人则非常陌生，而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他人吃的母题在蒙古和突厥语族民族民间文学中比较普遍年迈多病的婆婆提出吃肉的要求也是合乎情理的。可以看出，两部作品都用各自文化中的极端事例表现了媳妇的贤惠和孝顺。

两贤相遇。

图娜勒金 •髙娃知道娜仁格日勒被父亲用毒酒害死后，惩罚了施毒的五个使女，并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娜仁格日勒穿上。在《琵琶记》中，也有牛氏和赵五娘两贤相见，牛氏把自己的衣服送给赵五娘的情节。

女主人公遇害和得救。

高明《琵琶记》中没有牛丞相害死赵五娘的情节。但是，在南戏《赵贞女蔡二郎》和《张协状元》中都有女主人公被害的情节。

报冤雪恨大团圆。

在蒙古故事中，娜仁格日勒作为权力的拥有者，亲自惩治了刘国诺颜和五个使女，最后与丈夫、丈夫后妻三人和睦生活。

我们还要看到《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和《琵琶记》叙事结构的相似性：《娜仁格日勒的故事》是用对比的双线结构叙述故事的，从娜仁格日勒、乌恩乌古勒格齐夫妻的结合开始，然后沿着二人离别后各自的遭遇展开，并又分别伸展出两条分支线索，陆续引出乌恩 •乌古勒格齐和刘国诺颜，娜仁格日勒和贼首唐虎及刘国诺诸等一系列矛盾冲突（《蒙古族文学史》第二卷，第678页）。而这正是南戏和传竒剧本惯用的叙亊方法，《琵琶记》的戏剧冲突也是沿着两条线索发展的：既集中笔力写蔡伯喈在荣华富贵的罗网中辗转无奈，又酣畅地写赵五娘饥寒交迫，陷入绝境。

《娜仁格日勒的故事》是以韵文对白和散文叙事相结合的形式写成的，在许多抄本中韵文对白部分的比例较大，这应该与戏曲底本的唱词有关系（《蒙古文学概要》，第67页）。《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第二章开头部分说"tinen-i 6gtilegd-yin gergei Naran-u gerel nilbusun-iyan askharagulju 6giileriin："(乌恩•乌古勒格齐的妻子娜仁格日勒流着眼泪说：）。这种开头，不是一般小说的开头，而更像表演剧本，从中也能够看出戏曲的因素。

《娜仁格日勒的故事》中还可以清楚地见出对戏剧原本翻译的痕迹。在呈•达木丁苏伦刊布的《娜仁格日勒的故事》中，娜仁格日勒起程去京城寻夫时，邻居赵老头对她说：“Bars-uneisu-yijuguraju bolomoi, bars-un yasun anu jugurahuy-a berhe gele.KUmiin-ti cirai-yi taniju bolomoi,kQmtin-U sedhil-i uhahuy-aberhegele."(老虎的血可以搅拌，但是搅拌老虎的骨头却不容易，可以看清人的脸，但是看透人的心却不容易。）《琵琶记》第二十九出中，张太公对赵五娘说：“蔡郎当初临别之时，可不道来：若有寸进，即便回来。如今年荒亲死，一竟不归，你知他心腹事如何？正是辱率兩车难fif;却冬知f不呼心。”(《全元戏曲》第十卷，第226页)笔者认为，因为“jiruhu” (画)_ 丄T 'Ujigurahu；,根据“jigurahu”所指“搅拌”的意义，“虎皮”也就变成了 “虎血”。这一段话本应该是：“Bars-un arasu-yi juruju bolomoi, bars-un yasun anu juruhuy-a berkhe gele.Kiimto-u cirai-yi taniju bolomoi,kllmto-fl sedhil-i uhahuy-a berhe gele."正好与“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对应。笔者的推断在其他抄本中得到了答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本中这句话是：“Bars-un jisu-yi inti UjejO bolomoi iy-a,yasun-i anu juraju tiltl bolhu berhe metti Inimun-ti nigur-i taniju bolomoi i-a, sedkel-i anu uhahuy-aberhegele/ (五叶下）（就像老虎的相貌可以看见，而老虎的骨头却是不能画一样，人的脸可以认淸，人的内心却很难理解。）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中说：“Bars-un yasun-i juraju bolhu bolbatu jurhuy-a bate gile.Ktlmtin-fl Cirai-yi tanihu hilbar bolbacu sedgil-i anu uhahuy-a berhe gile • ”（虽然可以画老虎的骨头，但却难画，虽然可以认识一个人的脸，但是理解人的心却很难。）而且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中就是“bars-un yasun-i anu juraju Ulfl bolhu”和“bars-un yasun-i juraju bolhu”。通过这段话，能够看出蒙古文《娜仁格日勒的故事》根据汉文本子翻译的痕迹。另夕卜，呈•达木丁苏伦刊布的版本中，面对刘国诺颜的逼迫，男主人公说：MMinU ger-tUr talbiju iregsen k6g5in ehe minfl bdlflge.Salhin gajar-a talbigsanjula untarahu oyir-a."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本中是：揗inli geite talbiju iregsen kdgSin ehe ba salhitu gajar-a talbigsan jula umtarahu oyir-a."(三叶下)意思是“我家中有老母亲，放在有风的地方的灯容易被吹灭。”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本中是：“Mini! gerte orhiju iregsen hOgshin ehe KOlflge.Salhitu gajar-a talbigsanjula meta. ”（六叶上）意思更加明白：“我在家中的老母犹如风中的残烛。”.《琵琶记》第五出“南浦嘱别”中赵五娘对丈夫说：“只虑髙堂，怕风烛不定。”（《全元戏曲》第十卷，第150页）上引这段蒙古语，明显是从类似的句子翻译而来的。民族文学和文化之间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存在的文化差异，正体现在这些具体细节中。那么，《琵琶记》是否在蒙古族民间流传？是如何流传的？

实际上，《琵琶记》曾在蒙古族民间口头流传过，而口头故事的来源是书面的《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并无镇压敌人和公堂审判的情节，整体框架与《琵琶记》相同。这说明，《娜仁格日勒的故亊》的核心依据是《琵琶记》，其他情节都是在《琵琶记》的基础上积累形成的。可以从以下两篇民间故亊中寻绎其中的脉络。

民间故亊《阿拉布丹台吉的庶民阿仁杜嘎尔笔帖式》实际上就是《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的口头变体。其故事梗概如下：阿拉布丹台吉的庶民阿仁杜嘎尔笔帖式夫妇放牧着八十匹黑骏马，他们非常孝敬八十岁的老母亲。有一天皇帝下圣旨，叫阿仁杜嘎尔笔帖式赴京城值班，他不愿意，担心 “我走了之后，谁放牧我的八十匹黑骏马？谁孝敬我八十岁高龄的老母亲？” 但是皇命不可违，只好从命。阿仁杜嘎尔笔帖式到京城值班后，他的八十匹黑骏马和财产就用光了，他的妻子割下自己肩上的肉，给婆婆熬汤喝，并且每天梳头的时候，揪下一撮头发拿去卖，用换来的钱给婆婆买药。婆婆死后，阿仁杜嘎尔笔帖式的妻子到京城寻夫，不幸被丈夫的第二个妻子一皇帝的女儿用毒酒害死。但是阿仁杜嘎尔笔帖式认出了妻子遗留的绣花荷包，于是上告皇帝，皇帝主持正义，一刀砍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并用宝瓶中的圣水使阿仁杜嘎尔笔帖式的原配妻子复活。阿仁杜嘎尔笔帖式与其妻子过上了幸福生活' 这篇民间故事已经有了浓厚的蒙古民族特色，阿仁杜嘎尔笔帖式虽然是笔帖式（文书)，但是面对皇帝的圣旨，他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八十匹黑骏马，这是典型的草原牧民思维。民间故事中除了保留割肉和京城寻夫等书面文学的基本内容外，还增加了阿仁杜嘎尔笔帖式的原配妻子被皇帝的女儿害死，皇帝救活她并惩罚自己女儿的内容。阿仁杜嘎尔笔帖式的妻子卖发买药的题材不见于《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的各种抄本。在蒙古地区并没有卖发的习俗，断发卖发纯为《琵琶记》所有。由书面文学《娜仁格日勒的故事》演变而来的民间故事《阿拉布丹台吉的庶民阿仁杜嘎尔笔帖式》反映了中原汉语文学在蒙古地区的口头传播过程中发生的有趣变异和本土化。这篇独立的民间故事说明了蒙古人是知道《琵琶记》的。在文学研究中，民间文学也可以为书面文学的研究提供重要旁证。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故事家朝格罗布讲述的《乌恩 •乌古勒格齐的故事》，情节与《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基本一致，包括娜仁格日勒死后灵魂游历地狱，至还阳人间结束，没有领兵打仗和公堂审判由此可见，民间口头流传的《乌恩 •乌古勒格齐的故事》实际上仍然保留着《琵琶记》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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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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