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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至2003学年，欧大年应邀到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专门讲授“比较民间宗教”课程。他在此期间发表的一次讲演，较之以往的论著更为强调“民间信仰比较研究的学术突破意义”。其主要观点即在于：从地方性的民间信仰和仪式出发，比较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宗教传统。
地方性的民间信仰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型态、秩序和逻辑，并制度化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包括在家庭生活、庙宇、或是社区活动之中。这是人民最真实、也最具体的活动、仪式和信仰。比较宗教学已有长久的历史；然而，一般而言，其比较的是高层次的神话、神学和哲学思想，是抽象性的比较。这样的比较形式固然有其价值，但却忽略了普通信徒实际的信仰形式和行为。……尽管在文化、历史和观念上有所差异，从地方性日常生活的层次来看，彼此间仍存在着许多的相似之处。各地的百姓所关心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生活问题，同样的关切也表现在他们的宗教活动之中。这些相似性或许能够指出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中实用性宗教(practical religion)的共同基础。⑤
关于民间信仰比较研究的重要理论意义，欧大年主要提出了如下几点看法：首先，若对民间信仰仪式进行比较研究，可使我们从结构上认识到世界不同地区的宗教传统的相似性。例如，一年一度的“圣驾巡游”⑥，不仅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而且在印度、日本、东南亚、墨西哥、意大利等国家或地区都同样存在。此类仪式表明，当地民众希望通过“象征性的圣像”，直接站在神明或圣徒的跟前，直接进行心灵对话，倾吐苦水或倾诉心愿，而他们的关注焦点，就是祈求神灵来解决日常生活的诸多难题。⑦因而，当地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举行的此类仪式及其功利性目的，可谓地方性宗教传统的特色所在。欧大年抓住这个特色进一步指出，他通过长期研究发现，此类普通的民间信仰实践，才是“中国宗教的基础和信众人数的主流”；但关于民间信仰的比较研究，直到最近才刚开始，若能成功的话，我们或许能够建构一种新的比较视野，通过详细地描述一般信众的所作所为，更深入地了解各种宗教传统的共性，并进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普遍存在的“实践性宗教”⑧。
其次，若对一般信众的信仰与实践进行比较研究，可使我们重新定义“民间宗教”。普通老百姓在各种文化背景下均占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已有学者把民间信仰纳入了世界宗教比较研究，譬如，史蒂芬·沙罗特所著《比较社会学视野下的世界宗教》⑨。但问题在于，目前的研究仍纠缠于陈旧的民间宗教定义，尤其是纠结于“精英与平民”(elites and masses)的关系问题。欧大年指出，一旦把此类争论搁在一边，直接观察与描述地方社区的民间信仰仪式，那么几乎所有的社区成员，不分性别和社会地位，都共享同一种世界观，并期望参加那些表达其世界观的仪式活动。无论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在欧洲近代初期、在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或地区，这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当然，在当地肯定有一些知识分子不参加此类仪式活动，但大多数还是会出席的，尽管他们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这就使“地方性民间信仰传统”与“区域性或国家性宗教传统”的关系，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再次，若以比较的视野来研究中国民间信仰，可使我们重新理解“神圣与世俗”(sacred and profane)、“教派与非教派”(sectarian and non-sectarian)等基本范畴。地方性的民间信仰传统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有些传统已绵延几个世纪，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有利的要素。从中国民间信仰传统来看，正常的信仰行为是无法脱离家庭、村落或社区的日常生活的，这也就是说，信仰实践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我们所谓的“神圣”与“世俗”是“参杂并融合于日常生活”的。中国民间信仰仪式可提供的另一个有利的比较研究要素，就是它们的“非教派性”，这些仪式一般是由当地家族的祖先们创办的，每个村民或社区成员都被认为应当参与。⑩当然，教派性宗教传统，如道教和佛教，在中国源远流长。千百年来，道教和佛教都对民间信仰及其仪式有所影响，但它们最后却反被民间信仰影响了。这是因为早在教派性宗教之前，民间信仰就按照当地传统的世界观和老百姓的意愿形成了；而教派性宗教进入民间信仰的地盘时，其经典、教义和仪式等便不能不为了迎合民众的需求而发生“意义的转变”，即“祈福避邪”“趋吉避凶”。例如，道士在庙会上被请来打醮，主要是为当地祈福避邪；和尚在丧礼上被请来诵经，主要是为亡灵超度。总之，在欧大年看来，若以中国民间信仰传统的非教派性来展开比较研究，既可以凸显其他教派性宗教传统、特别是基督教正统思想的“二元论本质”，同时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地方性民间信仰传统也包含类似的“多神信仰”和“非二元论观点”，并绵延不绝地影响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最后，若能依托中国民间宗教来推动比较研究，可使我们在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上有所贡献。欧大年从一个值得反省的文献例证说起：最近，著名的中国宗教研究专家劳格文(John Lagerwey)通览了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主编的16卷本《宗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1987)，他发现其中65%专题文章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涉及中国宗教，即使在很多基本的辞条里，如祭坛、神明、鬼怪、女神、出生、死亡、丧礼、地狱等，也没有提到中国资料。这显然表明，以往国际宗教学界在这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尚未吸取“中国的经验”。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也是拥有最悠久文明的国家之一。因而，任何关于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整体理论，若不考虑中国材料和中国经验，便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也是如此。欧大年接着强调，就中国宗教研究而言，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即在于“发展中国式的理论与方法”，这种理论建设要扎根本土传统，而不能从外面引进。中国文明比欧洲文明的历史更久远，至少同样丰富多元，所以无需自我贬低或自我辩护；中国宗教和欧洲宗教都有悠久传统和历史根据，二者存在异同，但差异就是差异，只是各自的本来面目，并不意味着任何一方缺失。“宗教传统的制度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基督教会或佛教寺院相比，中国民间信仰一直被研究者认为是没有制度的、凌乱的或分散的。然而，民间信仰传统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虽经曲折却延续至今，肯定有其得以维持的制度。问题在于，这是何种形式的制度呢？欧大年解答这一理论难题时，除了强调前述中国民间宗教和仪式的诸种结构特征，还扼要解释了“西方宗教传统制度化”的历史背景。这方面的解释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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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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