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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研究：从初创到勃兴
1916 年，晚清举人徐珂编辑的百科全书式野史巨著《清稗类钞》出版，其中收录了一篇称作“西藏神话《蛮三旺》”的短小故事。这个故事估计是现代中国文献中最早载录的《格萨尔》史诗故事，当为《北方降魔》与《霍岭大战》的混合片段。［16］
（一）四川地区的搜集与研究
1928 年，任乃强参加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的西康考察计划，初次了解到《格萨尔》史诗的抄本，见到了有关史诗的唐卡画，欣赏了说唱史诗的热烈场面。［17］不久，在其藏族妻子的协助下，发表了《格萨尔》史诗《北方降魔》片段的译文。［18］
19 世纪40 年代，任乃强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分别探讨《格萨尔》史诗在藏区的流传情况、其部数以及说唱特点等问题。［19］韩儒林介绍和总结了西方学者研究这部史诗的功绩与动因，同时提供了不少有关《格萨尔》的中外文献资料和同时代人的调查研究报告，揭示了史诗的传承情况和与之相关的民俗和信仰等。［20］此外，四川华西协和大学的谢国安、刘立千、陈宗祥、彭公侯、李安宅等也作了翻译、搜集、初步的介绍性研究工作。同时，他们也为石泰安提供了搜集资料与翻译方面的帮助。［21］
总之，这个时期《格萨尔》史诗的搜集、研究以四川地区的学者为主，他们的成绩有以下几点：（1）探知了史诗“十八大宗”的目录，认为史诗总计有18 部、19 部和25 部三说；（2）认为《霍岭大战》为史诗的中心章节，指出史诗被汉人称作“蛮三国”的原因也来自于此；（3）辨别了格萨尔信仰与关羽信仰的区别；（4）认为西方学者研究这部史诗的目的在于寻找西方文化在东方传播的特点。
（二）青海地区的搜集、翻译、整理与研究
1. 华甲、王沂暖与“贵德分章本”
1953 年3 月，在青海省组织的全省文艺汇演中发现了贵德县《格萨尔》艺人华甲。1957 年，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青海文联”）响应中央“继承发扬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号召，敦请华甲艺人和王沂暖翻译、整理了华甲搜集于贵德县的一个抄本（文革后以“贵德分章本”之名公开出版），［22］后来在《青海湖》（1957 年7 月号－1960 年6 月号）杂志上连续发表了部分内容，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2. 徐国琼及青海文联的搜集
1958 年1 月，热爱史诗的徐国琼从中国文联调往青海文联，直到1966 年为止。他与华甲艺人去青海省贵德县、化隆县、黄南州，后来他独自前往甘肃省的甘南州、四川省的甘孜州和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搜集了《格萨尔》史诗，获得了大量资料。1958 年12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各级宣传部批转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拟定的“中国歌谣”丛书和“中国故事”丛书编选计划，其中指定藏族的《格萨尔》由青海负责定稿和写序工作。1959 年2 月，青海文联成立“《格萨尔》工作组”，继续进行搜集与翻译工作。1960 年4月，青海文联召开民间文学代表大会，青海民间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此后，组建200 多人的“青海民间文学调查团”，展开了对全省39 个县、135 个公社、588 个生产队的民间文学调查工作。从此，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格萨尔》史诗的调查搜集和以翻译为主的资料学工作开展起来。到1966 年7 月青海文联撤销前，它总共搜集到150 多部《格萨尔》手抄本与木刻本（含同一种部本的异文本）。［23］
3. 青海文联的翻译、整理与研究
1959 年4 月，青海文联编印了华甲、王沂暖翻译为汉文的《格萨尔王传》（草本一、二、三、四），从此拉开了青海省翻译、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序幕。其中参加翻译工作的人员还有欧旺群丕、吉合老、杨质夫、吴均、纳朝玺、钟秀生、祁万秀、苟国明、马世林等人。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学者没有得到在译稿上署名的机会。到1966 年为止，《格萨尔》史诗“翻译编印成书的资料本多达74 本，计1800 多万字”。［24］同时，也以王沂暖、徐国琼、王歌行、左可国为主开始了《格萨尔》汉文本的整理工作。这种带有一定导向的汉文本整理工作的特点②，反映在当时唯一公开出版的《格萨尔4·霍岭大战上部》中，甚至还影响到了上世纪80 年代以来《格萨尔》史诗的汉文翻译风格，比如王沂暖等人的汉译本。
1959 年4 月，青海文联编印内部资料《搜集、研究青海藏族文学的参考材料》第一期和第二期。此后从第三期开始，此刊更名为《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到1961 年为止，总共出版了八集辑录《格萨尔》史诗的国内外研究资料。在第一、二期上登载了杨质夫和吴均的观点，批评了《格萨尔》是“蛮三国”之说；在沿用任乃强此论点时，提出了自己的根据。关于格萨尔为唃厮罗说，杨、吴之间则有差别，杨对任乃强的这个见解提出了质疑，而吴却用更多的资料证明和发展了这个见解（上世纪80 年代，吴又否定了此说）。
1959 年12 月，徐国琼在当时的权威学术杂志《文学评论》（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主办）上发表了《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25］这是解放后中国学者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有关藏族《格萨尔》史诗的学术论文。这篇论文的观点：（1）“藏族民间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一部珍贵的富有高度人民性和艺术性的民间文学作品，广泛流传于我国广大藏族民间。”（2）在作者问题上，认为“很有可能在诗人还没有用文字记述以前，民间就流传着格萨尔的故事，或至少流传着能够用来作为充实诗人记述不足的，有关对格萨尔祝福的颂词了”。（3）在史诗的产生年代上，赞同当时国内外学者们的共识：“那末，最初的格萨尔故事，产生于十一世纪末是有可能的。”“至于全部史诗，则可能自十一世纪以后，在几百年间逐步创作发展而成的。”
1962 年5 月，黄静涛的《格萨尔4·霍岭大战上部·序言》是史诗被列入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明显标志：（1）史诗主人公或许有这个历史人物，但关键在于以他作为了“模特儿”；同时或许有这样一些历史事件，拿来作为史诗的内容，经过演绎，就形成了史诗。（2）指出挖掘、整理《格萨尔》史诗的巨大现实意义在于，它具有艺术价值、认识价值、社会文化的传统价值、创造新文化的价值以及百科全书的价值等。（3）在史诗产生年代的问题上，指出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地理学家、佛学家及文学家们的通力合作，从各方面了解它的产生和形成，从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去把握。［26］
（三）以北京为中心的调查搜集、翻译及出版
1978 年11 月，青海省举办了为《格萨尔》史诗平反③的大会。1979 年5 月28 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民间文学》1979 年第2 期上的文章《为藏族史诗〈格萨尔〉平反》一文。这些举动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的反响。［27］1979 年8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筹备组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及中央宣传部提出了《关于抢救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报告》。［28］该报告奠定了新时期④《格萨尔》史诗抢救搜集的基调和风格。
1979 年，由四部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文化部、中国文联）成立了全国统一的领导组织机构——“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⑤ ——并设立了办公室。相应地，史诗流传地的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七省区也成立了《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地方《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据地方特色设在地方文联、民委、地方大学等机构内，这样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抢救和搜集机构。⑥
1983 年，《格萨尔》史诗的搜集与抢救项目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1980－1985）、“七五”（1986－1990）规划，自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十年（1980－1990）搜集抢救工作。其间，召开了四次全国《格萨尔》史诗工作会议（1980、1981、1982、1984），一次全国《格萨尔》艺人演唱会（1984），三次全国《格萨尔》工作表彰大会（1986、1992、1997）。此外，该工作领导小组还组织召开了国内《格萨尔》史诗研讨会（1983、1985），国际《格萨尔》学术研讨会（1989、1991、1993、1996、2002、2006）。这些活动在《格萨尔》史诗的抢救搜集和宣传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总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搜集工作到1991 年为止基本结束了，但各地方组织的艺人说唱录音工作或调查艺人、抄本和文物遗迹的工作，仍在持续进行着。到2000 年，调查到藏文《格萨尔》史诗目录227 部，搜集到120 部（其中包括手抄本、木刻本、艺人说唱录音记录本和艺人说唱录音等内容上不相同的《格萨尔》文本），录制艺人说唱磁带5000 多小时，获得不少《格萨尔》民俗文物，这些资料保存于各地方《格萨尔》办公室。出版藏文《格萨尔》105 部，发现了120 多位说唱艺人，获得“杰出艺人称号”的2 位，获得“优秀艺人称号”的22 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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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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