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三、清代徽州宗族祠堂的发展历程

 

　　（一）康熙至嘉庆时期徽州祠堂建设的鼎盛发展

 

　　经过明末清初战乱洗劫，富庶的徽商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沉寂和低迷，至康熙中期再度崛起，特别是徽州盐商在两淮和两浙盐业中，几乎取得了垄断地位。拥有巨额资本的徽商不仅生活奢靡，而且对徽州故里的教育、文化和宗族事业，慷慨解囊，捐助巨资纂修家谱、修建祠堂，实现光宗耀祖的目的。康熙至嘉庆年间，徽州的宗族祠堂在经历了明末的建设高峰后，再度兴盛，并发展到了巅峰状态。对此，许承尧撰修的《歙县志》云：“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昔盐业尤兴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致富较易，故多以此起家。席丰履厚，闾里相望。其上焉者，在扬则盛馆舍、招宾客，修饰文采；在歙则扩祠宇、置义田，敬宗睦族，收恤贫乏。”[15]这一时期，在以盐商为代表的徽商及徽州籍官员和士绅的推波助澜下，徽州又一次将祠堂建设推向一个高峰。

 

　　规模宏大的休宁古林黄氏宗祠正是创建于元代、重建于明嘉靖元年（1522年）、清代乾隆年间进行重修的典型祠堂建筑。按：嘉靖元年，古林黄氏宗族“前代建有祠宇，合其族姓以奉蒸尝。元末兵兴，鞠为墟烬，岁时展序，惟次第相率就其私家，汔可成礼而已。嘉靖壬午，其宗老某等议以齿聚益繁、祠宇久废、无以安远宁宗之意，乃即所居东偏拓地一区，广若干丈，深且倍之，中为享堂，后为寝室，廊庑洞达，门闶宏深，内有厨藏，外有泡湢，而珍守宗器，陈饬祭仪，涤洁牲牷各有其所”[16]。至明末，古林黄氏宗祠正堂颓坏，“族议重造，以崇祯之壬申告竣，庙貌壮观”[17]。延至清代乾隆年间，古林黄氏宗祠再次倾圮。乾隆三十年（1765年），族议予以重建。重建后的黄氏宗祠坐东朝西，整座宗祠为3进5开间，仪门依然为五凤楼式建筑，仪门左右为1对抱鼓石，门前为1对石狮。仪门后为天井，纵深约20米，两侧建有廊庑厢房各5间。中为享堂，高耸宽阔，雕梁画栋，拱顶飞檐。出享堂后门为天井，天井尽处即为寝堂，是供奉黄氏历代祖宗牌位的场所。

 

　　康乾时期，徽州祠堂得到了广泛发展，达到了巅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量急剧增多。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到道光初年，绩溪和休宁县境内分别建有各类祠堂116座和294座[18]。即使是某一村落，也出现了一村多祠现象，仅歙县江村乾隆年间就有30座各类祠堂[19]。正如嘉庆《黟县志》所云：“新安多故旧，自唐宋以来，中原板荡，衣冠旧族多避地于此。数百年来，重宗谊，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村落家构祠堂，岁时俎豆其间。小民亦安土怀生，虽曩日山贼、土寇时亦窃发，犹能相保聚焉。”

 

　　第二，类型更加广泛。经历了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繁荣发展，明末清初的低迷徘徊之后，至康熙、乾隆、嘉庆时期，徽州宗祠建设不仅数量呈急剧增长之势，而且祠堂的类型也更加广泛，跨地域的统宗祠以及众多不同类型的支祠、家祠、家庙等大量出现，规模宏大，富丽堂皇。乾隆《绩溪县志》所云：“邑中大族有宗祠，有香火堂，岁时伏腊，生忌荐新，皆在香火堂、宗祠，礼较严肃。春分、冬至，鸠宗合祭，盖报祖功、洽宗盟，有萃涣之义也。宗祠立有宗法，旌别淑慝，凡乱宗、渎伦、奸恶事迹显著者，皆摈斥不许入祠。至小族，则有香火堂，无宗祠，故邑俗宗祠最重。”[20]祠堂林立，类型广泛，是这一时期徽州宗祠发展的典型性特征。

 

　　第三，规模更为庞大。与明代嘉靖、万历时相比，清代康乾时期徽州宗祠规模更庞大，且数量更多，规格更高。富甲一方徽商的鼎力资助和徽州仕宦的全力支持致徽州宗祠建设规模更为庞大。世界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黟县西递村，有1座宗祠（已毁）和现存2座规模最大的支祠追慕堂、敬爱堂，都是由当时号称“江南六大首富”之一，拥有“三十六家典当铺”“七条半街”和“家产五百万金”的典当富商胡学梓捐巨资建造，其中仅建胡氏宗祠，他就一次性捐白银3859两7分，外加旧料木屑银100两[21]。

 

　　第四，祠堂祭祀和维修经费更有保障。康乾时期，徽州宗祠不仅在数量、类型、规模和规格上都超越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而且在徽商和徽州籍仕宦的捐助和支持下，经费成倍增加，从而使祠堂祭祀和维修有了充足的保障。“祠之富者，皆有祭田，岁征其租，以供祠用。有余，则以济族中之孤寡。田皆族中富室捐置。”15歙县江村江氏宗祠建成后，为保证宗族祭祀和维修费用，江承珍一次性捐助购置了祀田、义田百余亩，“以供祀事，以周贫困”，江允暐也捐助祀田，“以供春秋二祭”[22]。

 

　　总之，清代康熙至嘉庆时期，徽州宗祠的建造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这既是徽商、徽州科第繁盛的一个集中反映，也是徽州宗族与社会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

 

　　（二）“咸同兵燹”与同治、光绪时期徽州祠堂的重创与重建

 

　　经历了康熙至嘉庆时期的鼎盛发展阶段以后，随着清王朝盐法制的改革和随之而来的鸦片战争，特别是清军与太平军在徽州进行了十年拉锯战（即咸丰、同治兵燹，简称“咸同兵燹”），徽州宗族祠堂受到了严重破坏，一批规模宏伟、富丽堂皇的祠堂被战火焚毁。对此，同治《黟县三志》亦云：“近年兵燹，祠堂存毁略半。”[23]但事实上，黟县在咸同兵燹中被毁的祠堂远远不止一半。据载，咸同兵燹以前，黟县全县共有祠堂404座，而兵燹之后仅剩下104座，祠堂被毁率达74%强，几乎近2/3的祠堂毁于兵燹[24]。受创较深的绩溪县旺川村，“自咸丰十年粤匪蹂躏，祠宇被毁，谱籍皆成灰烬。数年间，殁者甚多，无庙可栿”[25]。

 

　　咸同兵燹后，徽州宗族开始了宗族记忆的修复与重建工作，其中除了纂修家谱和修缮祖墓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重建或修缮被焚毁或破坏的宗祠。毕竟祠堂是祖先神灵魂魄之所和宗族权力的象征。绩溪宅坦胡氏宗祠——亲逊祠刚在道光时期整修一新，但因“乱后宗祠后进全堂经贼残毁”，亟待进行修缮。36世胡业（1818—1871年）不忘母亲嘱托，亲自率领诸弟“出赀专修，躬亲董理，焕然一新”[26]。不唯如此，胡业之子37世胡佩玉（1837—1918年）还出资整修了亲逊祠前道路，同时又命其子“出赀重建祠碓”。“以助饷平乱授都司衔，晋封三品”的36世孙胡道升（1832—？年）也加入了整修秀山亲逊祠的行列，经过整修，至同治十年（1871年），亲逊祠再次展现了新姿。

 

　　但是，咸同兵燹后，无论是徽商、徽州宗族，还是徽州本土社会与经济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除极个别宗族外，整体上再也无力恢复和建造规模宏大、极尽奢靡的祠堂建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