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文萃

 

　　在国内常跟外教打交道，他们差不多有类似的经历。初到中国，对中华文明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打算搞点中国研究，批判一下西方社会弊端。日久年深，渐渐受周围同事和学生的熏陶，有了启蒙文明意识，应雇主之邀，调整角色，很投入地扮演起西方文明的布道者，渐渐失却自我批判意识。 

 

　　国人文明偏见之深，绝非自由派知识分子独有，而为左派、保守派所共享，超越“左”“右”阵营之争，深入到思维的基础层面——语言之中。程巍有《语言等级与清末民初的“汉字革命”》一章，讨论汉字革命、罗马化运动背后的文明秩序。中国学界对拼音文字心怀拜物情结，相信象形/会意的汉字乃原始蒙昧的遗产。国人受语言之累，缺乏逻辑思维，思想模糊混乱，老祖宗留下的经典也少理性、乏思辨。而且汉字笔画太繁，造成大众高文盲率，国家才落后蒙昧。官方一次次出台简化字方案，长期不懈地设计罗马拼音，以西文语法规范中文书写，认定翻译体的欧化表达才科学严谨。文言或明清白话“太土”，达不到现代思想要求的逻辑性。我们统一大纲的语文教育，让学生常年学语法、改“病句”，母语的精到和优雅，被改没了。更激进者，鼓噪废母语，转习世界语，所谓“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谁反对汉字革命，谁就反对进化、反科学、反民主、反现代，有人甚至被打成“反革命”。语言的优劣岂能以实用或有效性衡量，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民族的文化“身份证”。一个民族失掉语言，面目模糊，个性泯灭。

 

 

　　又到排课的时候了，有心更换“文明比较”的课程框架，引入《文明秩序与文明等级》的观点。但权衡再三，终于放弃了。真把“文明”这“高大上”的词，说成十五世纪的欧洲殖民遗产，民族主义的恶名谁担得起？既然不肯走老路，就不如辞掉这门课。程巍写“姗姗来迟的‘民族主义’”一节时，似乎也小心翼翼避开这个敏感标签，他说刘半农、周作人、严复、蔡元培原本是激进的世界主义者，后来渐渐软化，回归某种程度的“民族主义”，对之前的过激言论，心怀悔意。本来期待他笔饱墨酣的分析，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到底是啥情结，他却存而不论了。虽然“民族主义”这个词使用率很高，却少有切中要害的分析，基本属污名性的道德评价。我想起以赛亚·伯林的观点，他讨论民族主义直白坦率，鞭辟入里：整个二十世纪，没有哪种思潮比民族主义更有力，十九世纪出现过不少先知式的思想大家，曾预见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现代技术对后世将产生巨大影响，却唯独没料到民族主义会如此强劲。除宗教信仰之外，没有任何思潮能与之匹敌，民族主义到底是什么呢？

 

　　伯林认为，大英帝国臣民的自视清高、藐视外族，算不得民族主义，充其量不过是负面的、消极的孤立主义，没什么活力，不值一提。而在第三世界，才真正迸发出蓬勃的民族主义。因其殖民创伤的痛苦经验，第三世界国家对平等的要求特别强烈。回顾近现代中国外交史，历届政府对外交涉时，注重外交礼仪到苛刻的程度，要求形式上的对等，甚至超过实质上的公平。具有进攻性、活力充沛的民族情绪，正是第三世界革命的动力。革命之初往往拥抱国际主义，憧憬世界大同，掀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后来终会与民族主义携手，把独立和民族解放作为奋斗目标。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列宁开始也真心搞国际主义，但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渐渐转向民族国家的行列。一旦新生力量掌握了政权，国家主权与国际强权之间，冲突便在所难免。别以为伯林在赞美民族主义，不，民族主义不合伯林的口味，他视民族主义为心理病候，要么自卑，要么好胜，乃报复心的扭曲表达，必然偏激。最常见有两种情绪，一是崇洋媚外，自轻自贱；一是虚张声势，轻狂自大，目空一切。两者皆源于同一病灶：自卑。两者也同样具有破坏性，要么依草附木，倚势作威；要么侵略扩张，欺凌霸道。从洋奴一夜间转而称霸，日本军国主义就是经典例证。所以，“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看似针锋相对，实则一体两面。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哪个不在两厢之间挣扎？昨日鼓吹世界大同，“公理战胜”，刚一受挫，第二天一早已反帝反殖、民族解放了。无论群体还是个体，无不纠结于其间。

 

　　无论世界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皆非医治“创伤”遗症的妙药，须给“文明”去魅。《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既不鼓吹也不诋毁现代文明，而是厘清其知识谱系，从文明秩序的滥觞说起，回顾其历史语境，探究其缘起与嬗变，追踪其传播和变异的路径。不同的文化和地域在接受同一观念时，会根据自己的需要翻译和阐释，使之产生新义，然后焕发出新的活力。严谨的学术探究，应尽量避免简化或意识形态化。知识考古，并非好古癖，翻老账，查原委，罗织阴谋论，而后称西方人几百年来居心叵测，陷我中华于蒙昧。其实，“民族主义”本乎常情，它之所以恶名昭彰，乃有人利用集体自卑心结，蛊惑仇恨，动员排外。这本书以清醒、自觉的批判意识，让高居神位、光环笼罩下的俗见“去魅”，颠覆“文明”淫威下的先进与落后之辩，消解超英赶美的冲动，心平气和地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境遇；这种研究不针对外部，而是反躬自省。

 

 

　　在美国老夫妇编的教材里，罗列了各国出版的官方世界地图，美、俄、中，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无一不把自己放在世界地理的中心。学生眼睛一亮，“各国都很自私”。教材随后亮出联合国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地图，从太空俯瞰，看似客观公允。其实，主权国家以自我为中心各行其是，不过是“二战”后联合国宪章推动下几十年的局面。“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第三世界刚刚获得相对完整的主权，方能独立处理本国事务。之前漫长的近代史，第三世界一直陷于被动屈辱的地位，艰难地应付着与西方的关系，革命与解放其实也是这一关系的变奏。“冷战”让世界出现两大阵营，“社”与“资”的对垒，不过昙花一现。后“冷战”刚刚出现多元地球村的端倪，WeAretheWorld一曲未罢，全球化便不期而至，美国文化渗透到整个世界。但不到三十年，美国推行的普世价值也难以为继，欧洲极端右翼势力抬头，特朗普上台，基督教白人至上又甚嚣尘上，古堡的幽灵——“文/野之分”再度借尸还魂。亨廷顿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曾预言，世界的主要矛盾将转向文明冲突，大家不以为然，直至右翼政客将之推入民粹政治，知识界才顿觉失语。

 

　　欧洲的反移民浪潮，特朗普关于穆斯林入境的禁令，撩拨整个世界的神经。因为它不仅关乎主权国家的边境管理，更牵涉主导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西方不满足于主权不受侵犯，还要为世界各国人权受害者提供庇护。而草根右翼运动要颠覆西方赖以立身的基本价值。特朗普的“RussianConnection”（俄国门路）——即“联俄反恐”，更让人看不懂。“二战”后的世界，国与国之间以地缘政治为圭臬。奥巴马、希拉里重返亚洲，无非联日、韩、菲，合围中国，宣示美国的远东利益，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逻辑。而美俄两家宿敌携手，打的是什么算盘？刘禾在书中指出，文明等级乃“以地球空间和以地球上的人心为轴线的双重结构的地缘政治”。“西方”不仅是地理概念——位于地球西端的国家，也关乎人心，是充盈着文化含义的概念，承载着一套世界观，塑造了人对世界的认知。

 

　　“二战”后，美国重新打造“西方”概念，创造出一新“西方”：其核心以北大西洋军事联盟为轴，与华约大打宣传战中冠以“自由世界”之名。它着意淡化地理方位，而凸显西式民主政体，地处远东的日本也能跻身于“西方”之林。如今，特朗普的种种怪论有点时代倒错，他勾勒出一幅“一战”前的世界图景，基督教白人是一家，沙俄也曾与欧洲一道抵御异教染指西土。特朗普的宗教、种族版图果然成真，美国的亚洲盟友则会降格成战略棋子，谁管你是不是民主国家，或曾为“自由世界”一分子，凡基督文明之外，都权当与异教争霸的筹码。在右翼民粹政治笼罩西方的背景下，《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显得弥足珍贵。

　本文原刊于《读书》2017年9期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