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
在稻作农业发达、处于封建王权权力网络控制下的农耕经济区,由于王权与水权的密切关系,龙在统治者的操弄下,成为帝王专属的符号,自然法则下的原始龙神信仰与帝王开端的龙文化连成一体。封建王者宣称自己是龙的化身,因此他们御用的舟船称为“龙舟”。龙舟成为政权的符号,而政权又常与水权的获得相关联。封建帝王不仅具备为农事祈雨的能力,也是唯一有资格行祈雨仪式的人,他们同时还是预测天气和决定春秋二季播种日的人。农耕社会的龙崇拜,因而在民间社会的需求和统治者权力的双向推动下,成为一种为国家权力所侵入和操控的信仰,龙神被作为农业神、雨神来对待。相比之下,在远离封建统治权力中心的闽南海洋社会,由于作为“雨神”的龙神(龙王)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缺乏密切的关联,因而不被人们所崇奉。在小岞,龙信仰更多地保留了人们对于龙的原初性认知——龙生于水,是披五色而游的神兽,龙在这里化身为舟,成为与渔人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水之神灵。
海洋社会由于其自身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形成了具有不同于陆地社会的运作逻辑和文化规范的社会文化类型。这种社会文化类型的独特性表现于涉海人群的行为与认知模式中,并透过物质文化(如渔船这样的生产工具)与精神文化(如信仰、仪式)的实践为我们所认识。闽南小岞人的渔船,展现了海洋社会的龙信仰与农耕社会的区别。在“中心-边缘”的视角下,这里的龙信仰由于远离了内陆王者权力的操控,不仅保留了其原初性的文化意义,还融合了独特的地方性特质,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文化类型意义的信仰形态。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中,龙信仰被具象化为纯粹意义上的“龙舟”,作为崇拜物和生产工具的统一体深深嵌入渔民的生活世界,成为海洋社会最具标志性的物质和精神符号。
注释:
1、Gell, Alfred. 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26-154.
2、林玮嫔:《台湾汉人的神像:谈神如何具象》,黄应贵编:《物与物质文化》,台北:中研院民族所,民国93年,第339页。
3、本文中有关造船、渔船养护的资料主要根据我于2014年7月-8月间在惠安小岞镇所做的田野访谈内容整理。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报道人——小岞镇东山村的老渔民黄木春先生。他根据自己的回忆介绍了1950年代左右的渔船的情况,由于船型差异以及各村情况不同,本文所介绍的只是总体的概况。
4、《惠安文化丛书》编委会:《民俗风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5页。
5、传统宗族村落里小范围的居住区域。
6、一般都是要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当地人称为“师傅工头”)才能执斧剪龙。
7、油一般用花生油,具体用一斤、两斤还是半斤也都要请示神明后确定。
8、吴兴帜:《标识与符号:“物”的人类学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9、“运途”在闽南语中是“运气”的意思。
10、“龙舟”一词最早即出现于《穆天子传》中,内有“天子乘鸟龙舟浮于大沼”的词句。
11、黄丽云:《近代龙神信仰:龙·船·水与竞渡》,新北市:博扬文化,2012年,第20页。
12、黄丽云指出,不少与王权相关的神话常叙述王者获得水权与农耕民的水神祭相关。而水神祭等同于龙神祭或海神祭,同时也是祭祀农业神、雨神之仪礼的统称。见黄丽云:《近代龙神信仰:龙·船·水与竞渡》,新北市:博扬文化,2012年,第20-21页。
13、《管子·水地篇》中说:“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躅,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渊。”见管仲著,黎翔凤注:《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
14、张先清等:《海洋人类学:概念、范畴与意义》,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第1期。
本文原载:《闽台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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