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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卫、贺喜:文献内外——历史人类学的经验
  作者:科大卫 贺喜 崔龙浩 整理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9-10 | 点击数:6722
 

      【编者按】2017年8月26日—28日,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一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活动。与一般高校经常组织的学术活动不同,本次研修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史志机构,常年从事地方文史研究工作。本次活动邀请到相关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进行学术讲座,并设有交流讨论、圆桌座谈等环节,让专家学者与地方文史工作者充分交流,互相学习。这里选择了研修班上五场专家讲座,对相关内容进行整理报道,文章已由主讲人审订。


科大卫(左)、贺喜(右)

      2017年8月26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和贺喜教授共同进行了一场名为“文献内外:历史人类学的经验”的主题演讲。科大卫教授有针对性地介绍了自己在地方进行田野调查、从文献内外发现历史的实践经验,贺喜教授也结合自己的研究列举了有别于传统历史叙述的个案。这次讲座由华东师大历史系副主任黄爱梅教授主持。

      如何到社会架构

      讲座伊始,科大卫教授非常谦逊地表示,他很高兴能够有机会与地方文史工作者交流。以前,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的地方史,论文都是用英文发表的,地方上的人都不知道作者讲了什么。近年来一些文章被翻译成中文,这种隔膜情形才有所改善,自己讲的东西也能够被地方上的人看到。做研究的目的,当然最好是没有讲错,但更重要的是,讲错了之后自己能够知道,这样才能改正。因此他非常乐借此机会向国内的地方文史工作者请教。

      接下来,科教授简单介绍了自己所从事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众所周知,传统的历史学家做研究主要是通过图书馆的文献,但是这些文献也都是有来源的,是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写的,因此,要了解文献的内容,我们需要还原文献产生时的环境,就是地方上的情况。但是,空讲也不行。例如,口述历史,不能就是“口述”的“历史”。学者怎么问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受访者怎么回应,因此,访谈者很容易引导受访者说出自己想要的话。所以,口述一定要有完整记录,从记录里可以看到问题是怎么问的,之后才能拿出来作为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料。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强调材料和材料产生的环境两方面都要连贯,怎么将田野的想象连接到实实在在的文字上,这说起来简单但做到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读完材料以为自己知道了,跟地方上的人一谈,发现很多问题都弄错,可能连基本的地理情况都不知道,地方的方言也不懂,和我们看文献得出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人类学都是研究社会的,其研究意义是相信社会背后有一套架构,可以拿到别的地方也适用的。麻烦的是,无论是文献还是田野,到一个地方,衣食住行是看得到的,社会架构是看不到的。看不到的东西怎么研究?不能乱讲,要有根据,要联系我们看得到的文献和现象研究。

      接下来,科教授通过一些例子讲解了如何通过观察研究社会架构。第一个例子是丧礼。考察丧礼的机会往往是比较困难的。科教授自己也只有过一次机会,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他访问过两次的老先生去世了,老先生的儿子邀请他们参加丧礼在这个机会,他看到乡村社会的种种情况:丧礼的目的是为了把逝者的魂招回来,在这个过程中,道士的地位是最重要的,这些活动看到乡村的宗教思想与组织。在丧礼过程中还能看到村落里的人际关系。下葬的过程中,棺材是要请村里其他人家的男性去帮忙抬的。(以前乡村里面最毒的一句话,是“你做人这么坏,看你爸爸死了谁去抬棺材”。)通过这样一整套丧礼的仪式,我们就看到了乡村的社会架构,包括家庭、家族、村落、宗教,还有阶级,因为丧礼是不便宜的,从丧礼也能够看到家庭的背景。

      通过其他的例子,科大卫介绍乡村的庙、土地神与祖先的崇拜。庙里面的神,坐在像地方官的衙门一样的环境,它们是玉皇大帝下的官僚。它们以外,还有露天的土地神,掌管乡村的保卫。在珠江三角洲的乡村,都有“开灯”的民间风俗,“开灯”指的是一年中所有生了男孩的家庭,要捐钱做几个灯放在祠堂、土地庙等地方,算是告慰祖先、感谢神灵。同一年做“开灯”的人从此就结成特别的关系,以后村子里面某些活动就由这一批人来做。正是通过例如这类活动,在乡村形成了不同的团体。

      以前老百姓识字率是很低的,整个村子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人识字,那他们怎么知道国家是什么样子的?是通过宗教活动知道的。国家有皇帝,庙里面有玉皇大帝,国家有官员,玉皇大帝下面也有官员,很多庙的形式和官员审案子的形式是一样的。老百姓不懂政治理论,但是懂得皇帝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老百姓都懂得所做的事的道理,而我们知识分子却花了很多时间才明白?科教授认为与五四之后有些东西都被称作“封建迷信”有关。知识分子渐渐与这个传统割断了。我们可以不相信,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相信而忽略这些事情的存在。顾颉刚就发现了这点,他当年在妙峰山做研究,给报纸写文章解释说我并不是迷信,而是老百姓在做这些事,我们不能不了解。不然我们跑到村里面,问人家“社会架构”是什么,老百姓听不懂的,而应该问你去哪里烧香、拜的是什么神。研究这些实际就是研究老百姓的政治理论,但不能用学术语言去问。
宗教与乡村社会

      科大卫教授再引用他在上世纪80年代在香港新界乡村所见过正月十五一种习俗,认为宗教在乡村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月十五前后,新界有些村子举行叫“洪朝”的仪式。当天他们把地方各种神请回来酧神。所以,在神坛上,不只有庙里拜祭的神祗,还写上他们所有活动范围,就是井头、路口、山坡等等,神祗的名字的字条。首先,从这个记录,研究者可以知道老百姓的地理概念。
与神打交道,要通过道士,科大卫很感谢新界的道士先生,很慷概地让他看他们的科仪书。看了仪式,看了科仪书,才可以明白,在“洪朝”仪式,道士包了红头,吹牛角召唤天兵天将过来,赶走不好的东西。才可以明白,这个是闾山派的传统。这个是研究者可以得到的第二种资料。

      做完“洪朝”仪式,过了午夜,另一位道士还要再拿着科仪书出来唱“麻歌”。一方面,“麻歌”和当地曾经的种麻历史相关,歌里面的内容是一年十二个月如何种麻,通过种麻的活动,联系到家庭里面的关系,一些家庭的故事会被编入里面。但是,另一方面,“麻歌”显示民间的记忆系统。在识字率很低的时候,民间文化都是靠记忆传承,大部分的记忆都是通过一个系统把一堆复杂的东西放在里面,比如从鱼头唱到鱼尾。我们在口述访问中,就要注意这一套记忆架构,它等同于我们现代社会所说的社会架构,都是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工具。

      还有第三方面,是乡村里面很多习俗和谐音有关,不进行田野调查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比如上面那首“麻歌”,唱歌的目的是防止小孩子出麻疹,因为当地人认为麻种得好,小孩子就会健康,就不会生麻疹,但是歌里面并没有提到麻疹,不问根本不知道。

      除了文化,我们从宗教活动中同样能看到很多乡村的社会架构。“洪朝”这类仪式跟“社”有关系。在一个村子的庙里面,科大卫看到挂了很多首诗的名号的牌子,村子正是通过这些牌子分了很多组,轮流管理当地的拜祭活动。在另一个仪式打醮中,道士做法事请玉皇大帝下凡,正是通过这个方式,村民明白了皇帝是怎么一回事。玉皇大帝还要颁布赦书,会写上每一户的名字。村民们都很重视这个活动,家家户户都要出钱,很多村民会特地去纸上面找自己的名字。因为,这代表了神明的保护范围。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不知不觉与皇权产生了联系,这个便是传统乡村的政治理论。

      介绍过这些仪式后,科教授进行了简单的归纳。通过这些仪式,我们看到了怎样的乡村世界?建筑上,我们看到了坛、庙等等,建筑的背后还有更重要的礼仪,代表了怎么对待神,怎么做才是对的。了解一个礼仪,最关键的问题是要问怎么做的,而不是问为什么这么做的,要分清这两个问题。这些坛、庙要有人去管理,礼仪有一套规则,要有专业的人去操作,这也是我们社会的运作方式,一些事情需要专门的人去管理,一些规则也要有专业的人去操作。

      通过这些仪式,还实现了乡村认同的问题。现在进行拜山等集体活动后,都是在酒楼吃的,但以前吃一顿饭是很大的事。在传统乡村“吃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以前想要进入一个乡村不容易的,外来的人是不可以随便定居建房的,后进入的人建房的时候都要请大家吃一顿饭。一个乡村几十个人吃一顿饭,需要大家一起帮忙,这个帮忙的过程就代表了对这件事的接受,这比签定任何契约都重要。这是我们习惯文字的人不能理解的。

      另一个仪式则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人的祖先观念。以前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就是分猪肉,大概正月十五前后。比较有钱的祠堂就多分一些,没钱的就少分一些,按照辈分顺序领一份,有的还要分钱的。在乡村观念里,我们不是献东西给祖先,而是替祖先管理,到年底祖先有东西分给我,这也是我们不能理解的。

      科大卫教授在自己的演讲暂告一段落时,提醒听众讲完这些故事后,可以开始思考历史在哪里,在表象的背后更深入的是什么。比如依照珠三角的研究经验,我们认为祖先放在祠堂的,神放在庙里,神就是神,祖先就是祖先,但贺喜教授的发现是不一样的,她讲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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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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