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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7年8月26日—28日，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一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活动。与一般高校经常组织的学术活动不同，本次研修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史志机构，常年从事地方文史研究工作。本次活动邀请到相关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进行学术讲座，并设有交流讨论、圆桌座谈等环节，让专家学者与地方文史工作者充分交流，互相学习。这里选择了研修班上五场专家讲座，对相关内容进行整理报道，文章已由主讲人审订。
科大卫（左）、贺喜（右）
2017年8月26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和贺喜教授共同进行了一场名为“文献内外：历史人类学的经验”的主题演讲。科大卫教授有针对性地介绍了自己在地方进行田野调查、从文献内外发现历史的实践经验，贺喜教授也结合自己的研究列举了有别于传统历史叙述的个案。这次讲座由华东师大历史系副主任黄爱梅教授主持。
如何到社会架构
讲座伊始，科大卫教授非常谦逊地表示，他很高兴能够有机会与地方文史工作者交流。以前，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的地方史，论文都是用英文发表的，地方上的人都不知道作者讲了什么。近年来一些文章被翻译成中文，这种隔膜情形才有所改善，自己讲的东西也能够被地方上的人看到。做研究的目的，当然最好是没有讲错，但更重要的是，讲错了之后自己能够知道，这样才能改正。因此他非常乐借此机会向国内的地方文史工作者请教。
接下来，科教授简单介绍了自己所从事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众所周知，传统的历史学家做研究主要是通过图书馆的文献，但是这些文献也都是有来源的，是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写的，因此，要了解文献的内容，我们需要还原文献产生时的环境，就是地方上的情况。但是，空讲也不行。例如，口述历史，不能就是“口述”的“历史”。学者怎么问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受访者怎么回应，因此，访谈者很容易引导受访者说出自己想要的话。所以，口述一定要有完整记录，从记录里可以看到问题是怎么问的，之后才能拿出来作为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料。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强调材料和材料产生的环境两方面都要连贯，怎么将田野的想象连接到实实在在的文字上，这说起来简单但做到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读完材料以为自己知道了，跟地方上的人一谈，发现很多问题都弄错，可能连基本的地理情况都不知道，地方的方言也不懂，和我们看文献得出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人类学都是研究社会的，其研究意义是相信社会背后有一套架构，可以拿到别的地方也适用的。麻烦的是，无论是文献还是田野，到一个地方，衣食住行是看得到的，社会架构是看不到的。看不到的东西怎么研究？不能乱讲，要有根据，要联系我们看得到的文献和现象研究。
接下来，科教授通过一些例子讲解了如何通过观察研究社会架构。第一个例子是丧礼。考察丧礼的机会往往是比较困难的。科教授自己也只有过一次机会，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他访问过两次的老先生去世了，老先生的儿子邀请他们参加丧礼在这个机会，他看到乡村社会的种种情况：丧礼的目的是为了把逝者的魂招回来，在这个过程中，道士的地位是最重要的，这些活动看到乡村的宗教思想与组织。在丧礼过程中还能看到村落里的人际关系。下葬的过程中，棺材是要请村里其他人家的男性去帮忙抬的。（以前乡村里面最毒的一句话，是“你做人这么坏，看你爸爸死了谁去抬棺材”。）通过这样一整套丧礼的仪式，我们就看到了乡村的社会架构，包括家庭、家族、村落、宗教，还有阶级，因为丧礼是不便宜的，从丧礼也能够看到家庭的背景。
通过其他的例子，科大卫介绍乡村的庙、土地神与祖先的崇拜。庙里面的神，坐在像地方官的衙门一样的环境，它们是玉皇大帝下的官僚。它们以外，还有露天的土地神，掌管乡村的保卫。在珠江三角洲的乡村，都有“开灯”的民间风俗，“开灯”指的是一年中所有生了男孩的家庭，要捐钱做几个灯放在祠堂、土地庙等地方，算是告慰祖先、感谢神灵。同一年做“开灯”的人从此就结成特别的关系，以后村子里面某些活动就由这一批人来做。正是通过例如这类活动，在乡村形成了不同的团体。
以前老百姓识字率是很低的，整个村子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人识字，那他们怎么知道国家是什么样子的？是通过宗教活动知道的。国家有皇帝，庙里面有玉皇大帝，国家有官员，玉皇大帝下面也有官员，很多庙的形式和官员审案子的形式是一样的。老百姓不懂政治理论，但是懂得皇帝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老百姓都懂得所做的事的道理，而我们知识分子却花了很多时间才明白？科教授认为与五四之后有些东西都被称作“封建迷信”有关。知识分子渐渐与这个传统割断了。我们可以不相信，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相信而忽略这些事情的存在。顾颉刚就发现了这点，他当年在妙峰山做研究，给报纸写文章解释说我并不是迷信，而是老百姓在做这些事，我们不能不了解。不然我们跑到村里面，问人家“社会架构”是什么，老百姓听不懂的，而应该问你去哪里烧香、拜的是什么神。研究这些实际就是研究老百姓的政治理论，但不能用学术语言去问。
宗教与乡村社会
科大卫教授再引用他在上世纪80年代在香港新界乡村所见过正月十五一种习俗，认为宗教在乡村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月十五前后，新界有些村子举行叫“洪朝”的仪式。当天他们把地方各种神请回来酧神。所以，在神坛上，不只有庙里拜祭的神祗，还写上他们所有活动范围，就是井头、路口、山坡等等，神祗的名字的字条。首先，从这个记录，研究者可以知道老百姓的地理概念。
与神打交道，要通过道士，科大卫很感谢新界的道士先生，很慷概地让他看他们的科仪书。看了仪式，看了科仪书，才可以明白，在“洪朝”仪式，道士包了红头，吹牛角召唤天兵天将过来，赶走不好的东西。才可以明白，这个是闾山派的传统。这个是研究者可以得到的第二种资料。
做完“洪朝”仪式，过了午夜，另一位道士还要再拿着科仪书出来唱“麻歌”。一方面，“麻歌”和当地曾经的种麻历史相关，歌里面的内容是一年十二个月如何种麻，通过种麻的活动，联系到家庭里面的关系，一些家庭的故事会被编入里面。但是，另一方面，“麻歌”显示民间的记忆系统。在识字率很低的时候，民间文化都是靠记忆传承，大部分的记忆都是通过一个系统把一堆复杂的东西放在里面，比如从鱼头唱到鱼尾。我们在口述访问中，就要注意这一套记忆架构，它等同于我们现代社会所说的社会架构，都是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工具。
还有第三方面，是乡村里面很多习俗和谐音有关，不进行田野调查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比如上面那首“麻歌”，唱歌的目的是防止小孩子出麻疹，因为当地人认为麻种得好，小孩子就会健康，就不会生麻疹，但是歌里面并没有提到麻疹，不问根本不知道。
除了文化，我们从宗教活动中同样能看到很多乡村的社会架构。“洪朝”这类仪式跟“社”有关系。在一个村子的庙里面，科大卫看到挂了很多首诗的名号的牌子，村子正是通过这些牌子分了很多组，轮流管理当地的拜祭活动。在另一个仪式打醮中，道士做法事请玉皇大帝下凡，正是通过这个方式，村民明白了皇帝是怎么一回事。玉皇大帝还要颁布赦书，会写上每一户的名字。村民们都很重视这个活动，家家户户都要出钱，很多村民会特地去纸上面找自己的名字。因为，这代表了神明的保护范围。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不知不觉与皇权产生了联系，这个便是传统乡村的政治理论。
介绍过这些仪式后，科教授进行了简单的归纳。通过这些仪式，我们看到了怎样的乡村世界？建筑上，我们看到了坛、庙等等，建筑的背后还有更重要的礼仪，代表了怎么对待神，怎么做才是对的。了解一个礼仪，最关键的问题是要问怎么做的，而不是问为什么这么做的，要分清这两个问题。这些坛、庙要有人去管理，礼仪有一套规则，要有专业的人去操作，这也是我们社会的运作方式，一些事情需要专门的人去管理，一些规则也要有专业的人去操作。
通过这些仪式，还实现了乡村认同的问题。现在进行拜山等集体活动后，都是在酒楼吃的，但以前吃一顿饭是很大的事。在传统乡村“吃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以前想要进入一个乡村不容易的，外来的人是不可以随便定居建房的，后进入的人建房的时候都要请大家吃一顿饭。一个乡村几十个人吃一顿饭，需要大家一起帮忙，这个帮忙的过程就代表了对这件事的接受，这比签定任何契约都重要。这是我们习惯文字的人不能理解的。
另一个仪式则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人的祖先观念。以前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就是分猪肉，大概正月十五前后。比较有钱的祠堂就多分一些，没钱的就少分一些，按照辈分顺序领一份，有的还要分钱的。在乡村观念里，我们不是献东西给祖先，而是替祖先管理，到年底祖先有东西分给我，这也是我们不能理解的。
科大卫教授在自己的演讲暂告一段落时，提醒听众讲完这些故事后，可以开始思考历史在哪里，在表象的背后更深入的是什么。比如依照珠三角的研究经验，我们认为祖先放在祠堂的，神放在庙里，神就是神，祖先就是祖先，但贺喜教授的发现是不一样的，她讲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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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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