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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俗场的缺失：民间文学面临的窘境
如上所述，目前民间文学传承面临濒危的局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民俗场的消失。
首先，民间文学作品失去了演述的语境。民间文学是口耳相传的口叙文学，讲唱者没有了讲唱的机会，慢慢就遗忘了；民众没有了听、学的机会，新的传承人也就不可能出现。因此，民间文学作品慢慢走向消亡也就不可避免。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产生于东晋时期，已经流传了一千六百多年。由于 梁祝传说具有很强的“内在张力”，明代以来，梁祝传说就逐渐从江浙地区向全国各地传播扩散，甚至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如壮族、傣族、白族等都发现了梁祝传说。梁祝传说还流传到了朝鲜、越南、缅甸、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地区，并影响到欧美。为了增加传说的可信性，不少地方还附会了与梁祝传说有关的梁祝合葬墓、梁祝读书处、梁祝庙等。但就是这样一则曾经家喻户晓的著名民间文学经典作品，我们却在调查中发现，其在口头传承领域已濒危。在浙江宁波梁祝庙、墓的所在地高桥镇，原先大多数村民都会讲述梁祝传说，但现在绝大多数年轻人已经不能讲述完整的梁祝传说。据高桥镇章新华介绍，他自小时就喜欢听梁祝传说、听梁祝戏，而且善讲梁祝传说，在当地有一定名气，但是他的两个儿子就不会讲不会唱了。据调查，高桥镇旧时民间文学作品主要的讲唱场所有四个。一是编草帽时。高桥盛产蔺草（当地称席草），用蔺草编织草席、草帽是当地最主要的一项副业，以家庭为单位，老老少少都会编织。农闲时，晚上，女性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边编席草，边讲笑话、故事，其乐融融。梁祝传说也就在这编织过程中代代相传了下来。二是田间劳动时，尤其是集体化生产时，一个生产队的几十位男性，边劳动边聊天讲故事，讲各种各样的奇闻趣事。三是串门时。四是村中乘凉、聚会场所，特别是桥头，有些人特别能讲形形色色的传说故事，当地人称他们是桥头阿三。据梁祝文化公园原总经理虞善来（土生土长的高桥镇人）介绍，目前高桥镇村民只有乘凉时还偶尔会讲些新闻和故 事，其他三个 讲唱场所 均已消 失。大部分善于讲述梁祝传说的“桥头阿三”，现在均已去世。现在，除了在梁祝文化公园工作以及喜爱梁祝传说的部分年轻人外，高桥镇上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已不能完整地讲述梁祝传说。原先一些熟悉梁祝传说，能够讲述梁祝传说，现在尚健在的中老年人，因为长期没有讲述的机会，再加上记忆力下降，讲述的能力正在快速地衰退，一些原来滚瓜烂熟的梁祝传说都已经讲不全，甚至完全忘记。高桥镇楼规法老人，最早记录的《梁山伯指点缸鸭狗》传说就是由他讲述的，但是我 们 再次请 他讲述时，他已全忘记了，只得看已出版的整理本，帮助恢复记忆。这种情况在被调查者中普遍存在。相 反，由于民俗场的存在，民间文学作品的传承情况比较好。就民歌来说，汉族地区的民歌目前大都处于濒危状态，但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民俗场（歌会、歌圩）的存在，传承情况普遍较好。而在汉族地区，也有个别地区由于民俗场的存在，传承情况较好，如湖 北的长阳、秭归、远安、宣恩、郧西、郧阳等地区，上海郊区的奉贤、南汇等地，前者有丧葬仪式中请歌手“打丧鼓”的习俗；后者流行婚嫁、丧葬仪式中哭嫁、哭丧的习俗。习俗仪式展演的场所同时 也 是民歌演 唱的场所，从而保证了民歌的传承。
其次，民俗场的消失，必然导致传承动力的减弱乃至消失。像任何人类的创造活动一样，民间文学作品的传承也需要内在或外在的动力，或是因情感的抒发获得精神的愉悦，或是能带来精神上或物质上的某种好处，如名声和荣誉，甚至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如旧时在吴语地区农村，会唱山歌的人在农忙时可以得到更多的雇工机会，得到比别人多的工钱。而这种传承的动力往往形成于民俗场的演述过程之中。通过演述，讲唱者的能力得以体现，获得群体的认同，随之给他（她）带来种种“好处”，然后产生示范效应，逐渐转变为一种传承的动力。例如，目前吴语地区的宣卷活动盛行，年轻人不断加入学艺的队伍，主要是因为宣卷艺人能够赚钱，有可观的收入，经济因素是其主要的传承动力。又如，在甘肃西和县，七夕乞巧歌能够传承。除了信仰的动力之外，还有源自更为现实的动力———解决婚嫁问 题。在西和地区，七夕是少女们的狂欢节。在这难得的时光里，少女们可以自由自在，尽情欢乐，而歌舞理所当然成为了她们展示魅力和才艺的最佳载体。才艺展示的目的除了情感宣泄外，还导向了婚姻。因为这些少女平时或是忙于活计，或是藏于深闺，缺少被人了解的机会。此时，打扮一新的少女们，汇集坐巧人家中，唱巧、赛巧、卜巧，成为了大人们关注的对象，他们对少女们的性格、才艺一目了然，被相中的对象很快就会有人上门提亲。如杨克栋先生说，“笔者记得，建国前西和县城的祈神迎水仪式十分热闹。在各支迎水队伍出发前，所经过的街道两旁，早就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地站满了观众。其中，多数人是为了看热闹，但也有不少的人专为婚姻大事而来。如已到婚龄而未提亲的青少年男子和他们的父母，此时站在人群里，专心一意地在队伍中物色提亲对象。已经提亲而没有仔细看过女方长相的，在媒人的指点下，也目不转睛地专注着对象的模样。每当有迎水队伍经过时，街道两旁的观 众就互相询问、纷纷 议论、指指点点、评头品足，饶有兴趣地观赏着队伍中的每个姑娘。在封建礼教禁锢的过去，有些少男少女的美满婚姻，或许是在这一天首先提起或最终定下来的。” 少女们展示才艺的过程也是完美展现自身的过程，她们以嘹亮的歌声和曼妙的身姿尽情抒发情感，对自身而言，是一种欲望的释放；对旁观者而言，是一个共鸣和欣赏的过程。因为在乞巧中展演的是一个特殊的少女群体，所以欣赏会在有意无意间指向求偶，而求偶是人类社会一种永恒的需求，是一种源自人类自身繁衍需求的驱动力，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因此，这种派生于乞巧习俗的功能，对于当地社会来说，反而是最具实用价值的，各个年龄段、各种身份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现场，除了少女外，少女的父母要亲临现场观察女儿的表现，未婚男性要到现场挑选自己的意中人，未婚男性的父母要为儿子物色未来的儿媳妇。
最后，失去了养育民间文学传承人的池塘。如前所述，传承人是在民俗场的演述中不断磨炼成长的。民俗场就像一个大池塘，传承人就是其中的鱼，池塘干涸了，鱼就活不了。为什么同一池塘中，水质相同，食物相同，有的鱼长得快，有的鱼长得慢？这主要取决于鱼自身的基因和特 性。传承人也是如此。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民间文学的传承者，但优秀的传承人是少数，因为他（她）们具备一般人所没有的特性，如开朗外向的性格、超强的表现欲、良好的表达能力、优美的嗓音等，而这些优点是在民俗场的演述中慢慢显现出来的。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没有人为的刻意的因素。
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以来，各级政府部门都高度重视对传承人的保护。目前，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进中小学课堂，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传承人；二是文化主管部门如群众艺术馆、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传承人培训班；三是非遗传承人招收徒弟。这些培养措施对于普及宣传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事实证明，这种脱离民俗场的培养模式，从传承人培养的角度而言，效果都不太理想。因为这种方式是“鱼缸里养鱼”，违背了民间文学传承人自然天成的养成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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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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