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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榆林市佳县的东北部，有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古村落——泥河沟。2014年4月，这里因36亩古枣园，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e Heritage Systems，简称GIAHS）。同年11月，这个偏僻的山村又被纳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这些接踵而至的名号，令曾经无闻的村落名声鹊起，也使村民燃起了重拾旧事的热情与渴望。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意在通过多方参与机制促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项国际计划能否为村庄的发展带来一线生机？我们又能否从乡土文化入手，探索出一条通往精准扶贫的有效路径？
基于这样的思考，2014年7月至2017年1月，我带领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先后驻扎在村里56天，以采录口述的方式，与村民共同完成了3卷本丛书《乡村记忆——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图像集》、《村史留痕——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史》和《枣缘社会——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的编撰工作。
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文化干预，我们把村庄的历史与当下链接在了一起，使村民由遗产保护的旁观者转变为自身文化的讲述者。这种“社区感”的回归，也在客观上提升了村民改变处境、创造生活的能力。
一、你来采访时他已赶赴黄泉
2014年6月，因为千年枣树的吸引以及对枣园近旁村落的想象，我来到泥河沟村。在这个古朴宁静的村落，窑洞与枝繁叶茂的枣树相映成趣，川道与纵横的沟壑相得益彰。我在惊叹自然景观的同时，深感遗憾的是，传承久远的村落没有文字的记载，盘根错节、枝杈旁飞的枣树也无神奇的传说。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村庄没有历史，只是乡村的往事没有写在纸上、印在书里，农民对家庭的情感、对村庄重大事件的记忆，都展现在日常的行为中，深藏在泥土里。因此，挖掘村庄历史文化，口述采访成为唯一的途径。
入村之后，我曾寻找熟知村庄掌故的长者。但令我感伤的是，我到泥河沟那天，正是村里武国雄老人的周年祭日。无缘与这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队书记、小学校长谋面，使我愈发理解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哪位老人等你采访之后再赶赴黄泉”。
这件事情催促着我加快工作进程，通过唤醒村民记忆的方式，为泥河沟留下一部可以定格历史并呈现当下村落形态的文化志。庆幸的是，在此后搜集口述资料的过程中，村民的讲述以及浸透其中的丰沛情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泥河沟采录一部口述历史的愿望也便由此萌生。
为什么要抢救农民记忆中的历史？因为乡村在逐渐落寞，因为乡土渐行渐远。在传统社会，老年人讲故事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传递功能。但随着录音机、录像机等电子设备的普及，人们对口承知识的依赖越来越小，老年人在乡村生活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
然而，就泥河沟而言，如果缺失了老年人的生活记忆和生命体验，村落的历史将是苍白的。也许有人会问，存留农民的生活琐事有那么重要吗？我们试想，一个人如果突然失去记忆，对曾经的生活全然忘却，该如何面对明天？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共同的生活记忆，情感又如何维系？
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过往的历史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国家就会无法发展，民族也会失去生存的根基。我们极力倡导抢救民间记忆，把它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急切的工作，就是因为那些足以留住根脉、凝聚人心的记忆，可能会在转身之间消失，与世代累积的乡村生活永久地告别。
2017年1月13日，当我们再次赶赴泥河沟时，老妇女主任郭宁过（1936年生）驾鹤西去。在前往村子的途中，我的脑海中不时浮现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她曾幽默风趣地对我们说：“当年来的时候，没有聘礼，也没有嫁妆，做了一套新衣新裤，骑着毛驴就糊里糊涂地嫁了过来。”更令我难忘的是，老人家带领铁姑娘队、红色娘子军队，为保护枣园修建堤坝，用肩挑、用背扛、用拉拉车从山上运石头到黄河边的往事。我很幸运，能够亲耳听到她的诉说，与她一起重温过那段充满激情的岁月。她的名字难以写进大历史，却应该与泥河沟同在！
2017年3月，92岁的武爱雄（又名武玉书）老人与世长辞。留下的两千多字口述史是他生命历程里可以“回放”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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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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