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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明寺村“水尾宫”汤夫人像
四、集体化时代惠明寺村的地下民俗信仰
畲族巫道信仰民俗内化于畲族的深层文化结构之中，其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不仅要受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律所支配，更深受畲族民族文化特质和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所制约。它并非几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运动就能消失殆尽。因此，尽管在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惠明寺村的民间信仰在破除封建迷信的浪潮中也遭到了大规模的扫荡和剔除，诸如拆村庙、毁祠堂、打菩萨、砸香炉、批道士等，但民俗信仰观念与行为仍深深根植于雷姓畲民的心灵深处，并以“隐藏的文本”在生活的后台展演。其中，参与面最广的是：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心照不宣地关起门来祭祖，文道士代表全体村民暗中祭拜村落保护神汤夫人和汤三公等；活动最频繁的是文道士看风水择吉日和武道士问神驱鬼祛病；参与者最特别的是：村落政治精英偷藏菩萨、巧护香炉、保护巫医，甚至亲自协助地下巫医活动。以下通过若干地下民俗信仰案例，来透视集体化时代惠明寺村乡村文化逻辑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
案例1：村落政治精英暗中保护村庙神像
1958年，为响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以实际行动支援“大跃进”运动的号召，惠明寺村所在的张村人民公社要求各畲汉村落砸菩萨、拆庙宇，然后将村庙的檩条、房梁等运至山脚下的张村大队建造洗铁砂的水槽，以支援大炼钢铁。在此背景下，惠明寺村历经千年的惠明寺院遭到首次破坏。该村村庙——水尾宫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但是，如前所述，惠明寺村汤夫人信仰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村民们将汤夫人及其家族辅助神灵——汤三公等视为与个人、家族、村落命运息息相关的保护神。当即将砸菩萨的风声传来时，村内的老人们忧心忡忡，尤其是文道士雷保和更是忧心如焚，四处活动，他们说服村内敢作敢为者暗中保护。于是，以年轻的共产党员雷岳松 [34]（1933-）为代表的四人小组，组成攻守同盟并采取深夜行动，转移了汤夫人、马夫人和陈夫人这三座最重要的村庙女神像以及三大四小共七个香炉。该村老书记雷岳松回忆了当时保护村庙神像和香炉的有关细节：
当时，我听说上面要求我们拆掉村庙，把瓦片和檩条运到山脚张村去支援大办钢铁，还要求把庙里的汤夫人这些“佛像” [35]统统砸掉。当时村里很多老人，尤其是我爸爸[36]认为这是造孽，会得罪神灵，给村里带来灾难，他们请我想想办法。于是我冒着风险，连夜和另一位共产党员景仁，还有两个普通社员周隆和成根，我们四个人商量好，不管上面怎么追查都不能说出来。我们决定等其他村民睡得很死的后半夜，我们几个去把神像和香炉偷偷地藏起来。记得当时，我们用毛竹片扎了好几个火把，到庙里还烧了三根香，然后四个人抬着佛像往山上走，天很黑，路又滑，走得很慢。我们走了好几趟，忙到天快亮，才将三个神像抬到南泉山顶，很小心地放在一个隐蔽的岩洞里面，外面洞口用树枝盖住。另外，还把7个香炉，其中三个大的用石头做的，四个小的用泥巴做的，藏在很高的黄岭山上的岩石下面。因为怕上面有人追究，村庙里其他佛像，像五显灵官大帝、土地公公就没有保护，当时想故意留下几座神像，也好给公社干部一个交代。
后来因为岩洞里漏雨，怕佛像发霉，我们又换了几个地方。“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担心被红卫兵造反派发现，我们几个又在深更半夜，把那三座佛像和7个香炉转移到村里一位五保户老太太家里的阁楼上，因为这个五保户家里很穷，住得很高，一般平日没有什么人到她家里去串门，造反派也想不到要去她家里“破四旧”，这样比较安全。五保户去世之后，上边政策慢慢宽松了，我们又把它藏到山上的文昌家里保存，文昌的母亲很仁慈的，她保护得很好。直到95年恢复村庙时，那些佛像还好好的，原封不动地搬回了村庙。（6/1/2012,pm,于小坟山自然村雷岳松家。）
如今雷岳松的子女们，在转述其父亲当年保护神像的细节时，脸上始终带有自豪的微笑。当我问及为何没有保护惠明寺院内观音菩萨之类的“大佛”时，岳松老书记回答：寺庙是国家造的，我们不敢保护。而村庙是我们村里自己造的，所以冒着危险也要将它保护起来。可见，农民在集体化时代保护神灵时，也存在着与国家力量的博弈，会选择对自己和村落安全最有价值的，距离自己最近的神像。
案例2：文道士雷保和的地下迷信活动
雷保和（1904-1983）是惠明寺村有着四十多年党龄的老书记雷岳松的养父，实际上是岳松的亲母舅，1943年岳松父亲因无子嗣便领养了山脚周湖村的十岁的外甥雷岳松。保和家庭状况在解放前的惠明寺村算相对富裕，供养子岳松在惠明寺村小学读过3-4年书。1950年土地改革时，保和被划作中农成份，解放初期因讲“封建迷信”，与本村的其他三个道士被划作四类分子地富反坏中的“坏分子”一类。好在其家庭没有受到太大的政治运动影响，1958年其养子岳松入党也未受影响。但进入“文化大革命”后，他成为被惠明寺村所在的张村人民公社严加看管的对象。
据悉，在所谓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头三年的历次公社批斗大会中，惠明寺村的文武道士迷信分子们被要求陪斗，还要求隔几天无偿挑一担柴火至山脚的张村人民公社食堂，每个月还被要求到当地一个名为白漈水电站的地方去参加15天的劳动改造。保和的养子，雷岳松当时是村里的共产党员和生产队干部，看到父亲年纪大了，挑着很重的柴火担子下山比较吃力，他总是帮父亲把柴火担子送下山，后来因受到公社干部的批评，他就只好送父亲一程，然后再让自己的十几岁的大儿子替自己帮着父亲挑柴火。
集体化时期雷保和的所谓地下迷信活动，一是替村民到汤三公地头庙祈福祭拜，二是替村内及周边村民看风水选日子，三是晚上关起门来抄写各种科仪唱本、经咒符碟、科仪程式等宗教经文，尤其是还暗中将自己的知识体系一分为三地传给自己的儿子、长孙、侄子等，使之分别成为“做福”、“看阴阳”、“做功德”的仪式主持人。
现今负责“做福仪式”的老村委书记，雷保和的儿子雷岳松回忆道：
在整个人民公社生产队时期，只有1958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头两年，破除迷信风声最紧时，村里没有集体祭拜汤夫人和汤三公，其余每年春播秋收和逢年过节等，我爸爸都要代表村民到地头庙偷偷地祭拜地头爷汤三公，当然也祭拜汤夫人，求汤夫人和地头爷保佑村里太平。只不过祭拜时不敢放鞭炮、也不烧纸，仪式比过去要简单一点。但不管怎样，村里对汤夫人和地头爷的心意，一定要尽到。
其实，当时村里大家对做福都是支持的，包括干部、党员，做福轮到谁家负责，他们都很积极，没有人会去举报我爸爸，认为他是为大家做好事。我当时是共产党员不好公开带头搞迷信，但我认为做福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老百姓欢迎，所以回到家里关起门来，我也悄悄地看看做福的书，有时在旁边帮帮忙，甚至偷偷地跟着我爸爸去地头庙做福，不理解的地方就问问他，看得多了，慢慢地就学起来了，后来我爸爸去世以后，我就一直替村里主持做福。（6/1/2012,pm,于小坟山自然村雷岳松家。）
近二十年来，雷岳松老书记之所以能担当起全村的做福仪式重任，完全有赖于他当年集体化时代对父亲做福仪式的耳濡目染和积极认可。现如今他将其父当年的许多宗教经文，尤其是做福的科仪文书仍视若珍宝地藏诸自家阁楼上。透过这位有着五十多年党龄和近四十年农村基层干部身份的村落政治精英，对汤夫人祭祀仪式的虔诚和专注，折射出国家政治文化与乡村文化逻辑的并行不悖。
雷保和的长孙，雷岳松的长子雷文琛（1954-）更为详尽讲述了他祖父当年的地下迷信活动情况：
我爷爷过去抄了很多做功德、做福、看阴阳选日子的书，还置办了很多法器。听我父亲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爷爷和其他村十几个搞迷信的四类分子，被叫到公社去陪斗批“走资派”，当时是6月，在大太阳底下陪斗了好几次，公社要求他们表态不再搞迷信，还要求上交迷信工具。为了过关，爷爷的法器有些交上去了，看风水的罗盘就是主动上交的。有些法器，还有好多经书我们没有交上去，而是藏起来了。我周湖那边的爷爷[37]也会看阴阳，他的好几只罗盘被公社没收了，我叔叔当时是公社干部，乘别人不注意时就偷回来了。我爷爷后来偷偷看风水用的那只罗盘就是从周湖叔叔那儿借来的。当年得知“破四旧”要来抄家的风声时，我们把家里的经书藏到到我老婆的娘家，她家是贫农出身，当时很穷，住在高山头，红卫兵不会去她家搜。后来红卫兵来砸我家的香炉时，我爷爷已经把香炉换成一个碗，但香炉还是被他们搜出来砸掉了。
我在生产队里的时候，我爷爷只有在“文化大革命”头一两年被批斗时，没有搞过迷信活动，其余时间都会偷偷地做。他主要是给别人看风水、选日子和做功德。因为老百姓需要，禁是禁不掉的。但要做得秘密些，不要让公社干部看到就好，要是看到了会批斗的。大队干部一般是本村子里的，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每次我爷爷都是天黑才出去给结婚或者办丧事的人家选日子。造房子或者造墓看风水，也是趁别人不注意时，比如中午吃饭时或者下午收工时偷偷拿着罗盘出去的。其实很多地形我爷爷平日都了如指掌，只要一会功夫风水就看好了。
不管是看风水，还是选日子，一般主家都会表示感谢，但我爷爷从来不会公开去吃酒席。有时是提前吃了走，有时是主家趁天黑时送一些到家里来吃。有时候给人帮了忙，要等到人家过年杀猪、正月请客，叫他去吃饭他才敢去。总而言之，村里人是保护他和感激他的，不会举报他。因为他还偷偷地替村民拜汤夫人和汤三公，是为全体村民求平安，做好事。
另外，我现在看阴阳也是那个时候爷爷教我的。我们爷孙俩在生产队里收工后，吃过晚饭就关起门来在煤油灯下学，爷爷选日子，我就在旁边一条一条地抄下来，边抄边学边问。那几年我抄了好几大本关于做阴阳和看风水的书。有时爷爷出去做阴阳，我就跟在后面，帮他打下手，到后来我爷爷去世后，我就能单独出门看风水选日子了。那个时候学的比较扎实，我现在看阴阳算是有一定名气了，等于我爷爷在生产队时就培养了我这个秘密接班人吧。我现在农忙后，就给人看风水，每年随便也有一万多块收入，去年丽水的一个老板造京都大厦时，请了好多个风水师，各家的说法都不一样，最后还是选择了我的看法。
还有，我爸爸现在会做福，也是那个时候在旁边看爷爷怎么做，才自己学会的，当时我爷爷没有怎么具体教他，因为我们这里学道士主要是传孙不传儿，大概是传给孙子不会抢自己的饭碗吧。再说我爸爸是党员也不好专门去学。但那些做福的书，我爸爸是偷偷地学的，后来我爷爷去世后，村子里到现在每年做福都是我爸爸主持。做福是为全村保平安的，属于义务性质，没有报酬的。还有现在会做功德的堂兄宗林，也是在生产队里的时候，偷偷跟我爷爷学的，宗林也会看点病。等于我爷爷的手艺分成三部分，分别传给了三个人。现在我们惠明寺村有了这三种手艺，基本生老病死的问题都可以自己解决了。（5/1/2012,pm,于小坟山自然村雷文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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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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