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洛阳伽蓝记》的两种英译本
20世纪60年代,詹纳尔在杰出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 Hawkes)的指导下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门研究《洛阳伽蓝记》,其博士论文第2部分即为全书的英译。这篇论文后经修订,于198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追忆洛阳:杨衒之与失落的古都》,《洛阳伽蓝记》英译编入书中第2部分。1978年,王伊同在美国人文学科国家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和富布莱特基金(Fulbright)的资助下,着手翻译《洛阳伽蓝记》(王伊同 2006:135),终于在1984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引用的是2007年中华书局重版的汉英对照版,即杨衒之 2007)。王伊同1914年生于江苏江阴,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4年留学哈佛大学东方语文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终为匹兹堡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被公认为南北朝史专家(参见沈俊鸿 2012)。
这两种译本出版时间仅相隔3年,但翻译质量和风格却颇为不同。梅维恒(Mair 1983:688)指出,“詹纳尔的译文质量大体上是不错的,但译本中有相当数量的误读和缺陷”,“詹纳尔时常采用缩写、重组等压缩式翻译的手法”,“因而译文失去了很多原作的味道”。美国汉学家鲍菊隐(J. M. Boltz)指出,王译本“注释细致”,“总体上比詹纳尔的译本更倾向于直译,但笨拙的译文和有问题的注释却不多”,因此“这两个译本是互补的”(Boltz 1986:411-412)。曹虹(2007:21)也指出,詹纳尔译本仅仅“施以简注”,而王译本对书中的专有名词“除了音译、意译,并附加中文以便对照”,且“注释也详于詹纳尔的译本”,还吸取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因而“在传递原书结构与意蕴上也更趋精细”。以下举例说明两者在翻译质量和风格上的差异。
原文:司徒府南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杨衒之 2007:14)
詹译:South again was the Imperial Academy whose hall contained a picture of Confucius flanked by Yen Yuan asking about goodness and Tzu-lu inquiring about government.(Jenner 1981: 147)
王译:South of the Si-tu fu was the Academy for the Sons of the Noblemen (Guo-zi xue-tang), which contained [three] statues -- Confucius in the center, flanked on one side by Yan-yuan [514-483 B.C., a favorite disciple of Confucius, 551-479 B.C.], inquiring about the meaning of good-heartedness, and on the other side by Zi-lu [543-480 B.C., another favorite disciple of Confucius], asking about government.(Yang 2007:15)
由上例可见,与詹译本风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译本有注重音译法、注释力求细致详尽、译文力求完整精确三个特点,如把“司徒府”音译为“Si-tu fu”,把“国子学”意译为“the Academy for the Sons of the Noblemen”(回译:“贵族子弟学堂”),并辅以音译“Guo-zi xue-tang”;对颜渊和子路的身份即“孔子爱徒”(a favorite disciple of Confucius)和生卒年加注说明,充分顾及了英语读者的理解力。王伊同(Wang 1984: xiv)在“译者序”中指出,他在翻译《洛阳伽蓝记》时充分汲取了陈寅恪、范祥雍、周祖谟、周一良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无疑有助于确保译文的准确。例如,鉴于南北朝时期文庙供奉的是孔子的塑像,而不是画像,把“孔丘像”准确译为“statue”,而詹译“a picture of Confucius”则为误译。鲍菊隐(Boltz 1986:412)指出,王译本是在“参考了当时译者能找到的所有的《洛阳伽蓝记》评注版本”的基础上完成的,因而译文准确性远胜詹译本。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 Brook)也认为,王译本“细致严密,令人钦佩,其体现的译者的学术水平可与作者比肩”,“尽管它也有局限性”,如“偶尔出现误读误译”,但因其“细致详尽的注释”,王译本应被视为《洛阳伽蓝记》的“标准英译本”;詹纳尔注重的是“历史问题”,王伊同关注的则是“文本本身及其语言的问题”,因此詹译本“对南北朝史研究者更有用”,王译本“对《洛阳伽蓝记》的研究者来说则不可或缺”(Brook 1985:835-836)。一位匿名评论人也认为,王译本充分体现了译者所做的“详尽无遗的细致研究,必将成为《洛阳伽蓝记》的一项权威研究”(Anonymous 1986:165)。
综上,与“施以简注”、译文不很充分准确的詹译本相比,王译本是用于考察民俗文化英译的更准确可靠的译本。本文重点分析王译本中的民俗事象翻译策略。
四、“互补共生”的归化与异化
归化、异化是译者用于处理文化因素的两种基本翻译策略,也是一种常用的文化翻译分析工具。1813年,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一文中提出,翻译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第一种方法被称为“alienating”(异化),第二种被称为“naturalizing”(归化)。施莱尔马赫承认两者各有优劣,但他推崇的是异化译法,并且指出译者“必须选择其中一条道路,然后从一而终地走到底”(转引自Lefevere 1977:74)。美国学者韦努蒂进一步阐明了归化(domesticating)与异化(foreignizing)这两种文化翻译策略。他指出,我们必须承认“翻译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充分于外国文本”,因此译者要么选用归化译法,即“抱着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ethnocentric),让外国文本顺从于目标语文化价值观,把作者带到家里来”;要么采用异化译法,即“抱着偏离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ethnodeviant),对目标语文化价值观施加压力,把外国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表达出来,从而把读者送到国外去”(Venuti 1995:20)。韦努蒂(Venuti 1995:20-21)进而指出:“长期以来,英美文化被提倡流畅译文的归化翻译理论所主导”,而“异化翻译力图抑制翻译的民族中心主义暴力,因此在今天是一种很可取的翻译方法,是对当前世界事务进行文化干预的一种策略。”
韦努蒂提倡的“阻抗式”异化翻译是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提出的,有着他自己的文化意图,即利用异化翻译去抵抗他所谓的英语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恋和帝国主义”(Venuti 1995:20)。然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有着不同的文化目的和翻译动机,未必认同韦努蒂的文化意图,也即未必就会选择异化翻译的道路从一而终地走到底。再者,这两种翻译策略其实各有利弊:归化翻译降低了译本传播的阻力,却抹掉了原作的异域情调;异化翻译保留了原作的原汁原味,却降低了译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使译作传播受阻。汪宝荣如此阐明两者存在的一种“互补共生”关系:
归化与异化翻译途径迥异,手段不同,译本效果各有利弊,难分高下,因而在翻译过程和产品(译本)中两者总是而且也应该是“互补共生”的关系,惟有这样才能确保译本的高品质;译者在同一译本中可能偏重一种翻译策略,但绝非“从一而终”,而是交替运用归化和异化翻译。所谓“互补”(complementarity),是指这两种译法优势互补,互相借鉴,以收扬长避短之效;所谓“共生”(symbiosis),是指它们互为依存,互利互惠,犹如生物间的共生关系,利益相关,休戚与共。(汪宝荣2004:40)
本文把归化、异化概念用作译文分析工具,即是以这种“互补共生”的辩证观为原则。以下基于若干实例具体分析王译本对四类民俗事象采用的翻译策略。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