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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文献传播的理论问题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从古埃及历史研究中发现了这样有趣的问题，即一种文化形态的建立，通常经过“回忆文化”、“记忆文化”、“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这三个过程。
第一个形态是“回忆文化”形态。记忆不断经历着重构。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思想无一例外都同时是社会的回忆，包含两个方向：向后和向前。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个人回忆包括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两种：交往记忆所包含的，是对刚刚逝去的过去的回忆。这是人们与同时代的人共同拥有的回忆。所有关于口述历史的研究都证实，即使在使用文字的社会中，活生生的回忆至多也只能回溯到八十年之前。八十年是一个边界值。它的一半，即四十年，似乎意味着一个重要门槛。
当那些将它实体化的承载者死亡之后，它便让位给一种新的记忆。也就是那些掌握了文化话语权的人开始介入历史，便进入文化记忆阶段。
强权体制建立之后，统治者则强化“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这便进入了“文化记忆”的第三种形态。那些由教科书、纪念碑等所记载的资料，即通过官方传承下来的资料，它们取代了起源神话的位置文化记忆始终拥有专职承载者负责其传承。从这个角度看，《比较神话学在中国》第六章专辟《儒家神话》，就很有意义。作者梳理正史、野史、笔记等文献，介绍了中国古代有关凤凰、麒麟等吉祥之物与圣王、禅让等美政传闻，把这些称之为儒家神话。其实，还有相当多的资料可以印证这一点，譬如中国古代的音乐传播，如蔡邕的《琴操》以及两汉的乐府诗等，都具有这样的教化神化的功能。像蔡邕这样的文人，掌握了关于文化记忆的知识。他们往往受命于当时的最高首领，负有将口传文献、历史传说汇总定型的使命，以便为当时政治服务。
中国早期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基本发展线索。秦汉帝国统治者不光篡改过去，还试图修正未来。他们希望被后世忆起，于是将自己的功绩镌刻在纪念碑上，并保证这些功绩被讲述、歌颂、在纪念碑上称为不朽或者至少被归档记录。譬如秦始皇让李斯撰写七篇石刻，体现一种庄重的仪式感，用来彰显帝国的威权。汉初所谓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武帝时期司马相如等《郊祀歌》等，都是这类创作。通过某种仪式来彰显自己的神圣，这种做法，历代皆有传承。如梁初的陆倕，应诏撰有《石阙铭》和《新漏刻铭》，就得到当时统治者和后世的好评。《比较神话学在中国》告诉我们，统治者就是要通过各种文本叙事、仪式、符号象征，回溯历史，神化王权，不断地论证、强化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并以前瞻的方式使自己变得不朽。这些论证可能还缺乏历史事实依据，但它确实发挥出跨学科的综合优势，可以成为破解中华文明发生研究中若干重要疑点和难点的突破口。
三、早期文献传播真实性问题
《比较神话学在中国》指出，中国比较神话学的发展需重新理解“神话”与“历史”的关联性，在延续八千年的文化大传统中回到“神话现象”本身去理解中国历史文化。这些提法无疑是深刻的。从口传到写本的转换过程中，那些吟游诗人、祭司、教师、艺术家、官员、学者等充当的重要的角色。他们传述历史，有真实的依据，也有合乎情理的想象。这就与文学发生关系。可以说，历史与文学，在早期的历史中，就像一对孪生姐妹一样，很难分开。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伊格尔顿《批评家的任务》都讨论到早期历史与文学的联系与区别。在他们看来，作为想象的作品，历史学家的作品和小说家的作品并没有不同。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历史的描绘不仅仅限于具体事件、宏大场景，还要挖掘事件背后的原因。有他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政治权利介入其中，带有集体记忆的色彩。文学的想象隐含在各种场面、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描写中。文学家的想象更多地倾向于个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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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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