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问题

　　我近十年前尝试过年节习俗的研究，大致可以看做不是以“俗”为依归而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探索，可以作为日常生活为对象的研究对民俗学方法论的一种启示。中国的主流社会的年节，从日历、语言习惯、活动类型来看，显然是两个分立的节日，先过元旦后过春节。从辛亥革命以来，元旦是政府的年节，春节是社会大众的年节。从民俗学的传统来说，春节是民俗学的课题，元旦不是。但是从日常生活的概念来看，从生活的整体意识来想，元旦与春节已经是官方和公众都以自己的方式承认并善加利用的仪式时间。近十年里，政府仍然以元旦为新年庆贺、日程安排周期的日子，政府也承认春节是法定假日，相关习俗是国家的文化遗产，是公共政策要保护的对象，也就是说元旦和春节都有法定地位。在比十年更长的时间里，国民的大多数都在习惯把元旦作为一个“年”周期的仪式时间来对待，与学校、都市、政府、企业相关联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已经占多数，都会经历放假、年终奖金结算、联欢等“福利”。有鉴于社会主流都在同时过元旦与春节的生活现实，如果我们用过渡仪礼这个概念来思考，就会发现元旦和春节的仪式活动都是在过同一个年，都是一个通过仪礼的两个互补的部分。我们已经是很现代的高流动性的社会，我们既在学校里面，也在单位里面，我们在城镇打工，还有老家的父母、亲戚和老同学，大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期待不同的“过年”互动方式，只有元旦或者只有春节都不足以安顿主要的关系。所以现实的处境已经让大众创造性地利用元旦和春节的结合来完成过年的通过仪礼，最大限度地再生产自己的社会关系。中国人的过年曾经被现代文化的引进所割裂，分裂为两个庆典，一个主要为政府服务，一个主要为老百姓服务，但是经过生活的改造与整合，现在被结合成为政府和多数人过年都利用的节点，显示是一个更有使用价值的新结构。

 

　　如果从民俗学的传统对象来说，春节才是传统的新年习俗，元旦不是，我们研究中国人过年只需(也只能)研究春节习俗。可是，真实的情况是春节只是国人安顿部分社会关系的年节仪式时间，只以此看中国人过年显然是不完全的。把元旦与春节并置一起考虑，既是国人的现实，也符合权威的民俗学过渡仪礼的理论。其中，转换思维的关键是日常生活的完整性作为调查与解释的方法论发挥作用。是否用日常生活概念作为方法的指导，研究的方法、过程、范式可能是不一样的。陈华文和周星对于成年礼的研究是采用日常生活视角改进民俗学研究方法的范例。如果坚守成年礼的传统民俗形式与运用场所，成年礼可能被认为濒临消亡。但是新的视野从民俗模式投向日常生活的现实，当代学校所采用的成年礼正蓬勃发展。(12)成年礼的研究因为日常生活的视野和相关的方法创新而重新成为学科的一个热点(13)，由此，民俗学的经典课题因为学者们对于日常生活研究的方法改善而得以发扬光大。周星近些年的一系列直面传统民俗在当代条件下复兴、变革的案例成果已经有力地发挥了日常生活作为方法对于民俗学经验研究的创新意义。(14)

 

　　日常生活作为民俗学的目的概念，也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关键的理论概念，它指导我们重新确认民俗学的对象，创新民俗学的方法，而在根本上，它要重新树立民俗学的目的。民俗学研究日常生活，终归是要服务于我们未来更好的日常生活。我们今天来谈中国人未来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是希望国人相互善待，是希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体制向更好地服务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行有力的改造。我们仍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在推动的变化为例。民间传承的文化与现代学校是割裂开来的，现代学校是传承国家颁布的现代知识的，不允许民间文化闯进来。现在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它们也成了法定的公共文化，就可以通过项目进校本教材，进课堂，进校园。这样一些日常生活传承的文化，要通过体制的改变才能够被容纳进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趋向应该是同构的，我们推动日常生活文化进国家体制的过程，也是国家体制被重构的过程。这种同构关系与过程才是现代正常国家的正途：民众有什么需求能表达，国家体制对他们的需求有个回应，然后自己也在回应中进行调整。这是一个建设性的、和平的、低冲突和低代价的、可持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模式。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怎么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关键在国家体制。所以民俗学为了未来更好的日常生活，就要寻求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改革能够落实在日常生活的整体地位的提升与细节的不断完善，把对于目的的追求与路径的选择都作为自己的分内工作。

 

六、总结性的讨论

 

　　我们用“日常生活”检讨民俗学的历史，推动民俗学有一次认识自己新的历史使命的学术自觉，重视自己与社会多数的内在关系，真正具备从个人、社群、社区、国家和人类共同体的不同层次介入“当下”、“现实”的能力(理论与方法)。民俗学不只是文人雅趣，不只是冷眼旁观，它需要把学术智慧充分运用到公共事务上来，运用到对于平民百姓有意义的日常生活的关心上来，运用到促进各种人(不同方言、户口、宗教信仰、年龄、男女、职业)对于公共文化生活的公平参与上来。民俗学本身不是政治事务，不是经济事务，但是民俗学要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与经济活动中具有优先地位提供知识的基础、理念的基础和思维方式的基础。

 

　　因为借助日常生活概念的法力，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东风，我们得以重建民俗学的时间意识，使民俗学从一门面向“过去”、扭捏地对待“现在”、避开“未来”的学科转向一门以彻底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想方法为基础的学科。民俗学没有坚定的“现在”意识，就没有牢固的现实基础；民俗学没有清晰的“未来”意识，就不会有足够的意愿参与公众、国家和人类的前途考量，民俗学自身就没有可预期的未来。

 

　　民俗学的英国范式是影响我们最早、最深的，它在现实的现代生活中寻找古代的、原始的文化遗留物，民俗与现实是相异的，民俗是民俗学者的异己。民俗学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个英国范式引导中国学者把现实的、大众的日常生活界定为民俗，确认为告别、抛弃的对象，这是“过去”意识发挥魔力的结果。对于这一代中国学者，民俗是旧文化，是现代自我的异己。学者与民俗之民是单向的话语关系，两者虽然都是一国之人，也可能扯得上亲戚，然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中国现代文化所建立的初期，那样一个精英群体大都标榜跟大众不一样，精英站在历史的高度，完全代表人民说话，而人民不能开口，因为人民还没有开口就错了，不管说什么都是错的，因为他们属于错误的历史，是落伍的，其日常生活都是被否定的。这个思想方式的政治影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达到极致，在改革开放、民俗学恢复之后，这一思想方式仍然作为正统的学科传统发挥着作用，不过，人民得到的自由、国家的社会和文化管理方式的改变、国际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给民俗复兴和民俗学重建带来了新的机遇。

 

　　中国民俗学在过去二十多年不断增强对于“当下”与“日常生活”的重视。对这两个概念的重视是互相借助的：当我们强调“当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日常生活”出面，当我们提“日常生活”的时候，必然强调“当下”的时间意识。在这个趋势里，一种双向性的对话关系也发展起来。民俗学者在新的思想取向和方法论取向下开始尝试与民俗之民对话，而不仅是以良知为弱者说话的心态；老百姓在各种所谓民俗复兴的文化活动中也直接或间接地和知识精英群体原来传播的思想观念进行争辩，并在争辩的过程当中调整自己，改变民俗。我们讲民俗复兴，不是指回到旧俗，因为民俗大都是以改造过的形式重新出现。其改造很多时候是主动的。这些互动所包含的对话，是一种我与你的对话(15)，但是还处于比较见外的格局里，还没有达到体验“我们”的认同意识。

 

　　真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兴起，民间文化成为共同的公共文化已经成为定式，我与你的对话才是“我们”内部的对话。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理念和程序上就是这种我与你的对话方式的表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就是让各方在文化上成为“我们”。之前界定民俗，是造成一个自我与异己的关系，通过这个模式来区隔原来日常生活的“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新让原来被区隔的各方在政治、思想和日常的公共生活中成为“我们”。这种转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涵盖的范围已经是现实，但是要完全超越此前所形成的各种紧张、对立，仍然是未尽的一种理念，是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就行走在户晓辉所论述的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16)的路上。承认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可以是主体，他有尊严、有自由，大家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基于真诚的自愿发生关系。人不可能独存，人与人必须有关系，必须有超越各种特殊情境的普遍关系，而人的普遍关系就是爱的关系。我们说起来有点浪漫，或者有点书呆子的想法，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并不单纯，但是无论我们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价值都必须在里面有位置，我们才可以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政治共同体；我们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各种性质的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处境里都可能出现，但是这个相互之间当人看的既是自爱也是互爱的关系不能少。